编者按：为了避免随美金融帝国的衰败而沉沦，我们在政治经济上“脱美”是必须的。但在文化思想层面，“脱美”却极为困难，因为西式现代大学已经从体制上取代中国圣贤之学，那种新蒙昧主义侵入了中国人的每一根神经——我们的奋斗仍然是漫长而艰辛的！

    分析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态势，必须考虑全球危机的大背景，而且还要在全球危机长期化的背景下思考、准备和应对。大危机的长期化，是世界发展的基本态势。　

    现在许多人判断，在美联储退出QE的情况下，美国将率先复苏，这次危机快过去了。这个判断不正确，对研判世界战略局势变化有害。　　

    要说清危机，必须知道它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危机向何处去。关于这次危机，格林斯潘曾经说过一句话，叫百年危机。不是危机延续100年，而是指这是场百年一遇的危机。他的话很对，我们面对的危机的确是百年一遇的危机。他的判断依据是危机的烈度，我们的判断则是出于历史的经验。　

    按照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的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起源于1500年前后，总共500多年的时间。在这500多年里，先后有几个国家充当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国家。第一个体系周期叫作“漫长的16世纪”，也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加上意大利城邦主导的体系周期；第二个周期是荷兰由主导，被称作“漫长的17世纪”；第三个是英国周期，被称为“漫长的19世纪”；第四个周期是美国周期，也就是“漫长的20世纪”。每隔一百多年，就会爆发一次体系周期的大危机。这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律。历史的循环论不对，但周期律的确存在。　　

    在每个长逾百年的资本体系周期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特征鲜明的几个发展阶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体系周期的早期，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随着实业发展吸引资本大量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就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而更多转向金融领域。在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本能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随着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导致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每个体系周期都是如此。　　

    美国体系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实业春天， 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36%的制成品，GDP超过英国1倍多。到1950年前后美国进入实业的巅峰，GDP占世界的27%。到1971年，美国为了不让欧洲美元换回黄金，尼克松总统决定关闭黄金兑换窗口。此后，美国就进入了金融秋天，美国经济越来越依靠服务业和金融业，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这一段美国经济如烈火烹油，霜叶红于花。到2008年，美国进入了危机的冬天。所以说此次危机，实质是一场资本主义体系的百年周期危机——美国周期的总危机。　　

    从美国经济引领世界算起，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从以往体系周期的历史经验看，它已经进入垂垂老矣的阶段。因此，我们现在看美国所有的指标，都要在历史周期的背景下看。美国现在就进入了国家衰落的下行期。人不太可能重活一次，国家也如此。我们应该以这样的逻辑来看美国。而这恰恰就是此次危机不那么容易过去的深层原因。在体系周期的大危机中，主导国家开始全面的衰落，旧秩序趋于瓦解，而新制度尚未诞生，“无序与混乱”成为危机的伴生现象。因此，这一体系危机将走向长期化。　

    在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经发表过一个报告，对到2025年的世界形势做过判断，认为那是一个“变化大于传承”的局面。最近，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又发表了新的报告《变换的世界：全球趋势2030》，其中对此次危机的未来走势做出了预测。报告认为，从现在起到危机结束，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他们的根据是从以往各次危机的经验看，危机结束的时间两倍于从危机爆发到采取去杠杆化措施的时间。从爆发全球危机的2008年到今年退出QE，是5年时间，因此还需要10年时间才能摆脱危机。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形势也不看好，认为可能爆发新一轮危机。对2030年的形势，他们的结论更加悲观。在他们看来，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内部，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裂变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不管怎么样，在美国的精英看来，美国的“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因此，美国要为此重大变化做好准备。　

    要做好准备的不只是美国，作为世界上目前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中国受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的影响极大。在世界经济基本面变坏的情况下，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无论是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还是危机走向长期化，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我们应该对危机的长期化做好准备，中国的国家安全设计应该在全球危机长期化的大背景下进行。?　　从以往危机的历史经验看，走出危机的路径主要有四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再就是战争。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我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走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体系危机，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需要探寻多种路径，而每一路径都应包括多种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多因素的介入。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办好。概括说，就是要实行“内修民生、外引资源”两条战略方针。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投资，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引进资本，这是为了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短板的重要举措。这体现了资本有利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一面。在经历了30多年相对亲资本、重效益的改革之后，资本在中国社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强势，政府的社会政策应该转向亲民生、重公平。为此，执政党与政府都需要保持“约束资本、亲近民生”的政治自觉，以缓解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修好民生，就等于巩固了13亿人的大市场。中国的大市场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因为13亿人，比发达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还多。这就是最大的内需市场，最显著的规模效应。在当下，要“内修民生”，就要有“执两用中”的政治智慧，寻求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改革与传承、开放与坚守等重大政策之间的均衡。这样去做，可以利用危机的“倒逼”效应去解决前些年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顽疾，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与支持。这样不仅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具广度、更有深度的市场，也可为应对危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外引资源”，就是要解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资源制约问题。目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特征，是存在着一个金融国家、制造国家和资源国家构成的“币缘圈”垂直分工体系。金融国家通过大宗商品市场控制资源国家，形成对制造国家的夹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格局发生了裂隙。中国这样的制造国家有可能直接与沙特、伊朗、俄罗斯等资源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绕开金融国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和阻击。现在我们需要建立资源基地、建设资源通道，采取在需求和价格上给资源国家保底，让资源国家在供应上为我们保底的方式，实现互助互利。同时，制造业国家可以为资源国家提供制成品，进行基础建设，改变国家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采取“西联”的方针，与亚欧大陆上的资源国家和通道国家合作共赢。　

    除了上述这两条战略方针以外，还有一个应对危机的策略问题，就是要学会“关窗”甚至准备“断缆”。中国打开门窗30多年了，在美式全球化的金融之秋引进了大量的资本和资源，实现了自身发展，也为推进全球化作出了贡献，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但现在世界进入危机的冬天，我们是不是还要像以前那样大开门窗？不审时，则宽严皆误。美式全球化是条大船，现在风雨飘摇，中国是不是一定要和“美国号”绑定在一起？中国经济是否要“脱美”？这需要仔细研究判断。对中国安全的考虑，我们要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治主权、金融主权。　

    做到了这几点，我们就能够在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坚持到下个体系周期的春天时，中国就是赢家。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