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央视春晚主持人新近离职“赴美深造”，这看似已很“平常”的举动，究竟暴露了什么问题，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一个各自为营、缺乏自我意识的上层建筑其实是不存在的上层建筑。　　

    如果只从演员的角色来看央视春晚主持人的职与位，“赴美深造”算不得什么，会表演的人在这个国度大把可捡，人走茶凉。选择镀金的去处也并不出人意料，对中国众多显贵来说，那“帝国”心脏早已意味着权力终端，还能指望他们去哪呢?对于除了自利本能鲜少自我意识的中国上层建筑来说，这不过是一个电视明星的生活插曲，累了、倦了，要换换场景。　　

    那么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桩看去无关痛痒的明星轶事，揭示了什么。　　首先处在这样一个舆论中心位置上的电视主持人若在西方某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绝对不会。在西方，能得到这个职位的人如果不是血统决定，都是过关斩将、千军万马中杀出，深知身处舆论心脏代表着什么，非自己惹祸，是不会放弃阵地的。因为这并非只是个表演舞台，而是个统治舞台，这一点西媒的大腕们别看插科打诨、嘻皮笑脸，心中都有个底。“春晚”可不是个单纯的娱乐节目，它影响之大之广，被赋予的权力和象征意义也就随之攀升扩大，能“号令”天下的，就是政治。记得我多年前采访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弗雷莫，追问他选片为什么总离开不开政治，他回答得很干脆：“(在这个行当里)一切都是政治。”　　

    话语统治的秘诀就是它的宠儿们早已超出信息传递者、写故事者、娱乐艺人之类的角色，而是思想和舆论的直接或间接制造者，在现代社会的统治机器中，话语权(传媒)比行政管理权(民选内阁)更重要，就显现在这里：它的使命是恒久的——负责解释世界。这是古典政治时代从未有过的，在现代文化、传媒产生之前(在西方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以前，在中国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文人艺人一直处于社会政治的边缘。在中国，文人由于科举制度对政治还有影响;在西方，解释世界的权力悉数掌握在教会手里，文人对政治毫无影响，西方在十八世纪以前，根本没有一个介于政权与百姓之间类似于中国社会的庞大文人阶层。但随着现代文化、传媒的出现，文人(有一部分已作了媒体人)艺人(戏剧、电影、美术、娱乐)以金权为后盾分走了统治权，成为统治舞台的主角之一，进入影像信息时代，话语统治已不可逆转。处于这个权力中心位置上的具体操作手，比如核心电视节目主持人，不但在舞台上的一言一行对社会的影响力远胜于一个政府部长，就是在台下的所作所为，也广泛地影响着民众。　　

    话语统治是靠营造影响力、暗中控制产生影响力的人(确保忠诚)、潜移默化地引导大众(思想圈划、精神控制)来完成的，可不是霸着传播工具、成天不动脑筋地直白宣道或直接封别人的嘴就能胜任。在已经不可能倒退回古典政治时代的今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占着上风还是下风，话语统治都已成大势，压不住也斩不断，它就像水一样，抽不完，堵不住，只有输导一途。所谓“输导”，不是反正堵不住斩不断就放任自流，而是靠一个个的暗闸将水引到需要的方向。所谓“暗闸”就是控制人头，而不是去控制内容!在网络信息时代，直接控制内容不但工程浩大，永远被动，还事倍功半。控制内容最大的弊病是对人不分良莠，一刀切，粗暴而无效。结果必是亲者痛仇者快，因为你堵了东堵不住西，被硬堵的水并不会消失，它总归还会流到什么地方，只要它在流，哪怕是渗透，试图断流的人就基本无功而返。不说别的，就说还在“可堵”范围的电视，我只要一打开，满眼都是“渗透”，那些看起来与政治无关的生活台、财经台、时尚台、购物台、文艺台全成了渗透的湿地，其力量之大、覆盖的话题之广，令控制内容的努力形同玩笑。　　
    话语统治的第一步是控制人而不是控制内容，因为控制话语不是控制社会，后者靠法律和行政命令，前者用同样的方法则很难行得通。话语似水，只能设网搭渠，靠营造影响力和控制影响力来完成，我们以前提到西方极擅长的“温柔独裁”，此乃主方之一。营造影响力和控制影响力说白了就是直接控制人，只有确保被赋予影响力的人思想和行为之忠诚，才能保障话语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