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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拔本塞源论) 
作者:[王阳明] 来源:[传习录] 2014-01-07


    顾东桥(公元1476——1545年),名鳞,字华玉,号东桥。江苏江宁人。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擅写诗,见《明史》卷二八六。 钱德洪的序是《答人论学书》,而《阴阳全书》则用《答顾东桥书》。日本有人解释说,当时顾东桥健在,此书传播恐怕有损他的面子。
 
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辞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历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

    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历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历之心,而行幽、历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用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候之学曰泮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饮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偏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伤,蒐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抚回以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戏谑跳踉,聘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和墨子的行仁义,乡愿的近乎忠信;尧舜及子之的禅让;汤武、项羽的放伐;周公、王莽及曹操的摄政,一概论之而没有佐证,又将何去何从?同时,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都未曾鉴察区别,如果国家要修明堂、建辟雍(学校)、制历律、行封禅,又将有何益?所以《论语集注》中说道:‘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共行事之实也。’这个可以当成定论了。”

    你所讲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区分,和前面说的舜与武王的情景大致可以类推,对于古今事变,你心存疑虑,前面在讲良知时,已经以规矩尺度作比而加以说明了,此处不再重述。至于说到修明堂、建学校之事,似应讲几句。然而,这些事情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暂且就你所说加以辨析,或许能消除一点你的困惑。关于明堂与辟雍的记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月令》和汉代学者郑玄的注疏中,《六经》与《四书》中,还未曾作详细记载。岂不为吕不韦和汉代学者郑玄的知识,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还要渊博?齐宣王时,明堂还有未毁掉的,可知,周幽王、周厉王时,周的明堂还完好无损。尧舜远古之时,用茅草盖房屋、垒土作台阶,明堂制度未必完善,但不因此而阻碍他们治理天下。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依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旧模样,但不能拯救周幽王和周厉王时的天下大乱。何也?这不是表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阶,也仿佛明堂;周幽王、厉王的蛇蝎心肠来实施幽王、厉王的暴政,即便是明堂,也是暴政实施的场所。汉代,汉武帝重新探讨明堂之事;唐朝,武则天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国政的效果又如何?君主建的学校称辟雍,诸侯建的学校称泮宫,均是根据地形而命名。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学问,其是以讲明人伦为核心,至于是否类似壁环,是否建在泮水边,都无足重轻。孔老夫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须有中和之德。

    只有以声为音律,以身为尺度的人,才有能力制礼作乐。诸如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的工作。因此曾参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主要是为了让人们把握时间;舜,“在璇玑玉衡”,主要是为了“以齐七政”。这些都是争取尽快地用仁爱百姓的心来施行养民的政策。

    制定历法,掌握时令的根本,正是在于此。羲与和在历法数学方面的才华,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这方面的才华。尧舜的智能对事情并不能面面俱到,即使尧舜也不一定能从事羲和的工作。但是,到现在,依照羲和的方法世代修习,即便是曲知小慧之人,鄙陋的占卜之士,也可修订历法,占卜天像而不会有闪失。难道这是后代的曲知小慧之人反比尧舜、禹稷更能干吗?封禅之说更不可信。此是后代奸佞之徒为了讨好献媚,夸大其词,借以迷乱君心而浪费国力。这种欺天骗人、无耻之极的卑劣行径,君子不屑谈论。这也正是司马相如被后人耻笑的原因。然而,你则认为这是儒生应学的,只怕有欠考虑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尹氏话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若礼乐名物之类真与成圣的功夫相关,而圣人也须等学了之后才能知,那么,圣人也就不能说是生而知之了。圣人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的,并不是从礼乐名物方面说的,那么,礼乐名物之类,亦与圣人毫无关系了。之所以说圣人是生而知之,仅指义理,而非指有关礼乐名物之类的知识;学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学这个义理罢了;困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在困难中学这个义理罢了。现在学者向圣人学习,对于圣人所知的,他们不去通过学习而知晓,相反迫切地把圣人所不能知的来作为学问,这不是将向圣人学习的方向给迷失了?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就你到困惑的地方加以阐释剖析,关于拔本塞源这一根本问题还未谈及。 不能让天下人理解拔本塞源的主张,那么,天下向圣人学习的人,就会日益感到复杂,日益感到艰难,并将会渐渐伦为禽兽夷狄,还满以为在修习圣人的学问。不懂拔本塞源,即便一时理解我的主张,最终将是问题此起彼伏,疑惑接踵而至。我即使唠叨不停,甘冒一死,也丝毫不能拯救天下。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他看全天下之人,并无内外远近之别。只要是有血性的,都是他的兄弟儿女。圣人想让他们有安全感,并去教育他们,以实现他的万物一体的心愿。天下平常人的心,起初与圣人并无什么不同。他们只是被自我的私心迷惑,受到物欲的蒙蔽而间隔,公天下的大心变成为我的小心,通达的心变成有阻碍的心。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甚至有将自己的父子、兄弟当他人看待的。圣人为此深表忧虑,所以推广他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来教育天下,让每个人都能克制私心,剔除蒙蔽,借以恢复人们原本共有的心体。圣人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尧舜所传授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教育的细枝末节就是舜命令契的五个方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尧舜与夏商周三代,所教的、所学的只有这些。其时,人们没有不同的看法,户户没有不同的习惯,能自然做到这些的称圣,能努力做这些的称贤。违背这些的,即使聪明如丹朱,也为不肖。在街巷田野之中,并从事农工商的人,均纷纷学习它,努力完善自己的德行。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没有纷繁的见闻、烦复的记诵、糜滥的词章及对功利的追求,而只让他们去孝敬父母,敬重兄长,诚实待友,籍以恢复心体中原本只有的,而这些是人性中固有的,并不是从外而借来的,又有谁不能做到?学校里所做的事,只是为了成就德行。

    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治理水土和种植,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也们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各自的才能。依据德行让他任职,并让他在这个职位上终生不再更改。作为领导,只需要让大家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注意他的才干是否称职,而不凭地位的贵贱来分重轻,不凭职业种类来分优劣。作为被任用的人,也只需同心同德,使天下的人民安居乐业,若自己的才能适宜,即便终生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丝毫不感到辛苦,从事低贱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下。此时,全天下的人高兴快乐,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其中资质较差的人,就安守从事农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奋,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好高务外的念头。才能卓著的人,如皋、夔、稷、契等,就出仕当官,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国事宛如家事,有的经营衣食,有的互通有无,有的制造器物,大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纷纷献计献策,以实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的愿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时有所怠慢,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所以,稷勤勉地种庄稼,不因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耻,把契的擅长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长教化;夔主掌音乐,不因为不懂礼而感到羞耻,把伯夷通晓礼,看成自己能通晓礼。他们心地纯洁明亮,能够彻底实现万物一体达到仁的境界。因此,他们的胸怀宽广、志气通达,没有彼此的区分和物我的差别。例如人的身体,眼看、耳听、手拿、脚行,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服务于自身的。眼睛不因没有耳朵的灵敏而感到可耻,但在耳朵听时,眼睛一定会辅助耳朵。脚不因没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耻,但在手拿东西时,脚也必定向前进。由于人身无气周流充沛,血液畅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觉到,并有神奇的反应,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之所以圣人的学问至简至易;易知易从;容易学会,容易成才,正是因为它把恢复心体所共同的义理当根本问题来抓,而非只注重有关知识技能方面的事情。

    自夏商周三代之后,王道衰落而霸道盛行。孔子、孟子去世后,圣学颠覆而邪说横行,教的人不肯再教圣学,学的人不肯再学圣学。行霸道的人,窃得与先王相似的东西,借助外在的知识来满足私欲,天下的人竞相模仿他们,圣人之道因此被丛生的荆棘阻塞了。人与人之间彼此效法,每天所关心的只是富强的技巧、倾诈的阴谋和攻伐的战略。只要能够欺天骗人得到一时的好处,可以获取声名利益的方法,人人都去追逐。比如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种人,简直数不胜数。时间一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掠夺,祸患无穷,人与禽兽夷狄几乎没有两样,霸术再也行不通了。此时,世上儒者感慨悲痛,他们搜寻从前圣王的典章制度,在焚书的灰烬中拾掇修补,其意图正是要恢复先王仁道。但是,距离圣学的时代太遥远,霸术的广泛流传已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即便是贤慧之人,也不免深受霸术的薰陶。如此,他们希望讲明修饰,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道的势力范围。相对来说,圣学的痕迹再也极难找到了。于是,产生了训诂学,为了名誉传播它;产生了记诵学,为了显示博学去谈论它;产生了词章学,为了华丽去夸大它。如此沸沸扬扬,竞相在天下争斗打闹,不知有多少人!面对万径千蹊,人们无所适从。世上的学者,如同走进了百戏同演的剧场,处处都是嬉戏跳跃、竞奇斗巧、争妍献笑之人,观者瞻前顾后,应接不暇,致使耳聋眼昏,神情恍惚,成天在那里胡乱转悠,乐不知返。他们仿佛精神失常,连自己的家竟也不知在哪。其时,国之君也被这些主张弄得神魂颠倒,他们终生从事无益的虚文,自己到底说什么也一无所知。有时,虽有人觉得这些学问的荒谬怪诞、零乱呆滞而卓然奋起,欲有所作为,但他所能达到的,只不过是为争取富强功利的霸业罢了。圣人的学问,越来越晦暗;功利的习气,越来越严重。其间,虽也有人推崇佛老,但佛老的观点始终不能消除人们的功利之心。虽也有人曾综合群儒的主张,但群儒的主张最终也不能破解人们的功利之见。功利的毒汗,已深深渗透到人的心底骨髓,积习成性,时至今日已达几千年之久。世人在知识上彼此炫耀、在权势上彼此倾轧、在利益上彼此争夺、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声誉上彼此竞取。那些从政为官的人,主管钱粮还想兼事军事刑法;主管礼乐还想兼事官员选拔。身为郡县长官,还想提升到藩司和臬司;身为御史,又窥视着宰相这一要职。不能作那样的事,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记诵的广博,恰好滋长了他的傲慢;知识的增多,恰好让他去为非作歹;见闻的广泛,恰好使他恣意狡辨;辞意的华丽,恰好掩饰了他的虚伪做作。因此,皋、夔、稷、契不能兼作的事情,现在,刚入学的小孩子都想通晓他们的主张,穷尽他们的方法。他们树的名义招牌,都是为了什么共同促进天下的事业,但真正的意图是,以此为幌子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实现他们的私心。唉!凭如此的积习,凭如此的心志,而又讲如此的学术,当他们闻听圣人的教导,就把它当成累赘包袱,从而格格不入,如此看来,此举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他们认为良知并不完美,认为圣人的学问是无用之术,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唉!士者此生,又岂能求得圣人的学问?又岂能讲明圣人的学问?士者此生,以学为志,不也是太劳累,太拘泥、太艰难了吗?唉,真可悲啊!有幸的是,人心中的天理始终不会泯灭覆没,良知的光明,万古如一日。那么,倾听了我所讲的拔本塞源的主张,一定会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拍案而起,如决口的河水,一泻千里而势不可挡!若非豪侠之士,自觉勇敢地奋起,我又对谁寄予厚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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