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林与毛主席、毛岸英、李纳在一起
深秋的一天，笔者听刘松林讲述了与毛岸英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打开记忆的闸门，她畅谈自己与毛岸英的相识、相知和相爱的传奇，并披露了真实的红色家史。整个采访，笔者和刘松林一样噙着泪水。老人深情地说：“岸英是我一生的痛，也是我一生的骄傲!”
刘思齐的红色身世和红色情缘
1938年春节，刘松林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扮演描写烈士遗孤的话剧《弃儿》中的小主角。刘松林当时在延安幼儿园读小学，她很活泼，喜欢唱歌、跳舞，于是被选中扮演这个角色。加上刘松林与剧中小女孩有类似的经历，为此她演得非常投入，因而也非常感人。
当演到一对革命夫妻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寒风中奔走呼喊着“妈妈!妈妈”时，被剧情感染的毛泽东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曾流落街头，其中最小的儿子岸龙再也没有回到他的身旁。看着这样的剧情，父爱的情怀在毛泽东心头鼓荡，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小演员，脑海里不断幻化出儿子们饥寒交迫流落街头的惨状……
剧终之后，毛泽东仍沉浸在《弃儿》剧情的氛围中，他建议把最后一幕再演一遍。于是，刘松林衣衫褴褛，又一次在舞台上奔走呼号：“妈妈!妈妈!”
谢幕后，毛泽东接见演员，抚摸着刘松林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她腼腆答道：“我叫刘思齐。”毛泽东问：“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她指向继父和母亲：“那是爸爸妈妈。”毛泽东先是一愣，那不是战友陈振亚和张文秋夫妇吗?继而严肃地向两人交代：“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教育她。”毛泽东弯下腰来问她：“你不是‘弃儿’，是革命的宝贝，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呀?”此后，刘松林就成了毛泽东的干女儿。
毛家与刘家有着深厚的渊源。刘松林的母亲张文秋是湖北京山人，北伐时期与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股长刘谦初在武汉相识、相恋，并初识毛泽东。1927年1月，刘谦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4月的一天，刘谦初带着恋人张文秋去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主持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刘谦初和张文秋向毛泽东请教了有关国内形势和农民问题，彼此谈得很投机。
刚产下第3个儿子的杨开慧，听说有客来访，便在保姆搀扶下从卧室来到客厅，端出花生和栗子招待客人。听说这对正处在热恋中的男女即将举行婚礼，风趣的毛泽东便对他们说：“别人会祝你们早生贵子，我则希望你们早生、多生千金。如果你们生了女儿，我们就要‘对亲家’，我有3个儿子呐!”
张文秋羞涩地逗着依偎在她身旁的5岁的毛岸英、4岁的毛岸青玩。她压根儿没有想到，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竟成了事实——不仅刘松林与毛岸英喜结连理，而且后来邵华与毛岸青也组建了家庭，自己竟然真的先后成了这两个孩子的丈母娘。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革命中心的武汉三镇局势也开始动荡。刘谦初和张文秋于1927年4月26日举行了婚礼。这时，撕下了国民党左派伪装的蒋介石、汪精卫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新婚第3天，刘谦初即接到紧急命令，随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新婚后的张文秋，仍回京山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张文秋被捕。
1929年8月6日，刘谦初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途中，也不幸被捕入狱。1930年1月，在山东省委多方营救下，张文秋作为“怀孕的嫌疑犯”获释出狱。离开监狱前，在她的一再要求下，监狱长答应让她和刘谦初见一面。
刘谦初问妻子：“你出去后到哪儿去?”张文秋茫然地摇了摇头。刘谦初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是回上海‘娘家’吧。”张文秋当然明白丈夫所指的“娘家”是什么，会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谦初，你给我们还没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吧。”刘谦初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脱口而出：“不管是男是女，就叫‘思齐’吧——山东自古为齐鲁之地，我们曾在这里工作过，意思是要孩子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里的人民和自己的父母……”
出狱后，为了张文秋的安全，中共地下组织迅速派人把身怀六甲的张文秋送往上海，并安排她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4月5日，刘谦初与邓恩铭等21人被杀害于济南八纬路刑场。年仅34岁的刘谦初没能看上女儿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来，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白色恐怖下，张文秋服从党组织安排，带着幼小的刘松林在上海、香港、南昌、北平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9月，张文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抗属学校和鲁迅小学工作。在此期间，经林伯渠介绍，与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二大队四队学员陈振亚结成革命伴侣，建立新的家庭。
陈振亚是湖南石门人，早年在红军中历任连长、大队长，曾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作战，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在一次激烈战斗中，陈振亚身负重伤。康复归队后随军征战，再次重伤而左腿致残。张文秋没有想到，在到延安后的第二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聚精会神地观看由女儿主演的话剧《弃儿》时喜爱上了自己的孩子，并高兴地做孩子的干爸爸。当时，张文秋告诉毛泽东，她当年和刘谦初在武汉时曾去过他家，并笑说起当年毛泽东所说的“对亲家”的玩笑话。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牵着刘松林的小手，领着张文秋、陈振亚夫妇去了他住的窑洞。第二天，毛泽东又派人把刘松林接到自己家里。从此以后，刘松林就成了毛泽东家的小常客。当年，毛岸英还在苏联。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位8岁的干女儿，后来竟成了他的长媳。
与“岸英哥”是“一根藤上的苦瓜”
1938年秋天，张文秋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少华”。1939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送一批高级干部去苏联治疗养伤，其中陈振亚被安排去苏联治疗、安装假肢。当时，陈振亚偕同张文秋并带着两个孩子同行。不料，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时被新疆军阀扣留，后死于新疆。从此，这位南国赤子长眠在西北边陲天山脚下。
1942年秋，刘松林和母亲与其他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张文秋生下了三女儿张少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张文秋含辛茹苦地带着3个孩子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代表和国民党谈判，多方营救，被关押在新疆监狱的130多位革命者和孩子们终于在1946年6月获得释放。应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要求，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将军派军队将这一大批人集体护送到了延安。
过了4年铁窗生活的刘松林，回到延安后又见到了毛泽东，见面的地方仍是中共中央党校礼堂。那是在她们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专程前往看望这批出狱的同志。
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张文秋，深情地说：“你回来了，不容易啊!我的干女儿呢?怎么没见到她?”张文秋便把站在身后的刘松林拉到主席跟前，要她向主席问好。毛泽东拉着刘松林的手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记得吗?”刘松林点点头，说：“我记得，妈妈常提起您呢!”晚年，刘松林动情地回忆说：“我们出狱回到延安，延安的天好蓝，阳光好明亮，狱中的生活多是阴暗漆黑的!”到了延安，刘松林还是有新疆监狱中的阴影，总觉得有人跟踪她，觉得极不自在，毛泽东得知后对她说，“延安都是你的亲人，有什么就和组织讲。”当时，毛泽东经常派人把刘松林接到家里去玩。
接受采访时，刘松林回忆说：“我们结婚后，岸英曾一次带我去西四胜利影院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当时，他触景生情，非常激动。电影结束了，影院里的人都走空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他告诉我，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经历与三毛非常相似，说自己与三毛相比，除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没有偷东西两点外，三毛所吃的苦他都吃了。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默不作声，他应该又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不堪回首的6年流浪生活，我没有打搅他。”1946年1月，毛岸英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回到阔别19年的父亲身边。在延安，16岁的刘松林遇到了大自己8岁的毛岸英。晚年，刘松林对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记忆犹新。
那一天，刘松林到主席家里玩。回来的路上，刘松林正和李讷(小名娇娇)手拉着手沿着延河玩耍。忽然，李讷看到迎面走来的哥哥毛岸英，便甩开刘松林，跑了过去。随后，李讷向哥哥介绍了刘松林这个干姐姐。
接受采访时，刘松林说：“第一次见面也就只简单说了几句话。岸英穿着一身灰军装，因为瘦，也可能是军装太宽大了点，晃荡晃荡的——他刚回到延安，没衣服，穿的是主席的旧衣服。过去听说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喝过洋墨水，很洋气，看到他时感觉就是个一般干部，很朴实，就像个‘土包子’。后来，又碰到过几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交流不是很多。后来岸英说：记得最深的就是我那双大眼睛，亮亮的。”不过，当年刘松林注意到，毛岸英骨子里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从此，刘松林把毛岸英当成了大哥哥，喊毛岸英为“岸英哥”。
毛泽东考虑到毛岸英在国外太久，不了解中国国情，于是就让他自带口粮，到延安城南15里的吴家枣园，跟一个劳动模范学习种田，平时难得回家。刘松林回忆，那时毛岸英从苏联刚到延安，没吃几天小灶，主席就要求他到大灶去吃。“那时解放区吃饭分大、中、小灶，小灶是领导吃的，大灶是普通士兵吃的，基本上是小米干饭煮点蔬菜。遵照父亲的嘱咐，岸英去乡村劳动。”刘松林说，毛岸英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那时，毛岸英每天要帮住所的老乡家把水缸水挑满，刘松林记得，毛岸英的双手长满了茧。
1947年3月，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延安。正在延安中学读书的刘松林参了军，随部队离开延安，过黄河进入山西。而毛岸英此时也离开延安，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前往晋绥解放区临县郝家坡参加土改工作，后来又参加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团，前往山东渤海地区继续土改工作。
采访中，刘松林一连用了好几个副词强调印象中的岸英：“岸英非常热情、非常真率，很上进，严格要求自己，学习非常专、非常努力、非常用心，感情就像一团火。”
“最高规格的婚礼”和“最贵重的礼物”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前委离开陕甘宁边区，到达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从山东来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
这年初夏，刘松林因事到西柏坡。“当时，少奇同志告诉我，主席的住处就在他家隔壁，并带我到了主席家。那是个两进院，院门非常窄，又很矮，在进门时好像少奇同志的头都撞到门框上了。前院只有一棵树，在通向里院的门旁边，房子是土坯的，院子很小但很干净。我在西柏坡住了20来天，那段时间我就住在主席家。”“岸英的住处离主席家还有一段距离，大约要走十几分钟后，有几排平房，那是中央机关的后勤部门盖的、作为宿舍用的房子，岸英住在比较靠一头的一间。屋里有两张单人床、一把椅子，在印象中好像连桌子都没有。”期间，刘松林再次遇见了毛岸英。接触中，彼此产生了感情。“在那段时间我们双方都是敞开心扉，相互之间谈了许多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想法等等，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爱情。这也算是缘份吧。”开始，刘松林总觉得两人之间有一些差距，曾直截了当地问毛岸英：“岸英哥，你为啥不找一个女大学生做朋友?”毛岸英看着刘松林，无限感慨地说：“你还没出世就同妈妈坐牢，我是8岁和妈妈坐牢;你的父亲为革命牺牲了，我的母亲为革命也牺牲了。其实咱俩没有差距，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啊!”
相似的遭遇使得毛岸英和刘松林的眼泪流到了一起，他们在相处中产生了爱情，确立了关系。刘松林回忆说：“那个时候，年轻人特别在意自由恋爱的，对父母赞成我们的恋爱，还是感到很欣慰的。”当时，刘松林已经结束了山西北方大学的学习，应该回部队工作，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我们就快要胜利了，国家以后需要人才，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他建议刘松林重新去读中学。刘松林心里不舒服，但是还是听主席的话又进了中学。这期间，毛岸英跟她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由于当时他们谈恋爱的事在西柏坡传开了，刘松林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思齐”自作主张改为“松林”。
1948年7月，毛泽东发现自己的长子爱上了自己的干女儿刘松林，自己很满意。于是，他邀张文秋见面，跟她商量这桩亲事：“听岸英讲，他和你的大女儿思齐很要好。他说，他很爱思齐，他们要求订婚，我很同意，现在就看你对这个女婿满不满意。”张文秋笑了笑，说：“他们通了很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订婚，主席既然同意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担心思齐年轻幼稚，配不上岸英。”
毛泽东说：“我看思齐比较懂事，她年纪虽轻，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干女儿，我很同情她，也很喜欢她。”张文秋应道：“将来思齐和岸英能结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儿媳妇，经常在主席身边受教育，会非常幸福的。”于是，毛岸英和刘松林正式订了婚。
1949年3月，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组织科长兼司法部党支部书记的张文秋随党中央进入北平。10月1日，她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北京街头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这时，毛岸英和刘松林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自己的喜事。
这年10月15日晚，中南海丰泽园，喜气盈盈。这一天，是刘松林和毛岸英大喜的日子。毛泽东欣喜地拉起刘松林的手，慈爱地说：“你今天是新娘子，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你过去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成为我的大儿媳妇，我祝愿你和岸英和和美美，共同进步……”
这场婚礼后来被特称是一场最高规格、最低场面的婚礼。刘松林回忆说：“当时正好要开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议，毛主席就在会议前给我们举行了婚礼，政治局常委全部参加了。但是要说场面，就办了两桌，一桌是常委和他们的夫人，还有我和毛岸英等;另外一桌就是一些小朋友。菜是湖南风味的腊肉、腊鱼、辣椒等等。”她记得，蔡畅和康克清送的是一对枕头套。婚礼简单、朴素、大方。在刘松林印象里，“仪式比较简朴，好像是没有谁特别主持，可能是周总理讲话讲的比较多一点”。他们没有婚礼服，毛岸英穿的是在外事场合当翻译时的制服和一双半新的皮鞋，刘松林身着灯芯绒上衣、半新的裤子，穿一双新买的方口布鞋。但是，这两个从小受苦受难的孩子都很满足，因为他们毕竟有了稳定的生活，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宴会后，毛泽东拿出一件半旧的黑呢子军大衣，递到毛岸英手里，说：“我没有别的礼物送给你，这是我赴重庆谈判时穿过的大衣，后来未曾动用，现在送给你。”毛岸英接过大衣，毛泽东这时看了看刘松林，觉得好像新儿媳没有礼物，就补充道：“这样吧，白天岸英穿在身上，晚上盖在被子上，思齐也有份了。”刘松林一笑，深情致谢。毛泽东接着说：“爸爸欠你们、欠亲人的太多了，只要你们幸福，我也就别无遗憾了。”
结婚后，刘松林仍在北京西单上学。毛岸英则忙忙碌碌地投身于工作之中，先是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结婚以后也没有过什么蜜月，岸英还没有休息，我大概就有一个礼拜没有上学。婚后，我们在一起很少，我基本上住校，所以除了寒暑假，实际上就一个寒假一个暑假生活在一块……”
后来，毛岸英要求到基层工作，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并由周恩来亲自出面安排他到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刘松林记得，1950年8月中旬，毛岸英仅带了一床军被、一床褥子和实行供给制发给他的两套单衣服，骑上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机器厂上班去了。毛岸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对工厂的工作充满热情，与工人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厂里除少数几个领导外，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一声哭喊解开三年闹心的谜团
1950年9月30日晚，刘松林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在举国准备欢庆建国后第一个国庆的前夜，我痛得要命，被哨兵发现了，叫叶子龙和主席的保健医来了。后来，我被急匆匆地推进了医院手术室，没人签字，但又不能不做，最后是医院院长签字了。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国庆节的下午，岸英参加完活动赶到医院来看我。他为我手术时他不在我身边而道歉。10月2日下午，他又来了一次。从此，一连10多天就没有了踪影，我知道他忙。”结婚后，两人因为工作和学习，聚少离多。
这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0月上旬，党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毛岸英主动请缨去前线，并得到了父亲的批准。对此，刘松林并不知情。随后，毛岸英等随彭德怀飞往了沈阳。临行前，毛岸英托毛泽东办公室的一个同志转告刘松林，说组织上派他出差去了。
10月14日晚上9点多，毛岸英突然来到医院，似乎有什么话对刘松林要说而没有说，刘松林觉察到了，也没有问。许久后，毛岸英才说：“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没有接到我的信，千万别着急。”刘松林问：“你到什么地方去呢?”毛岸英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强调“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刘松林当时也没有过多的“在意”，接受采访时，她说：“我也不便多问，因为在战争年代，分离是经常的，保密也是革命的需要。不知不觉地，他将话题绕到朝鲜上，问我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我猛地一愣，反问岸英：‘知道，那儿正在打仗。怎么?’但是他话到嘴边又忙改口，笑着说：‘我是在考你的时政嘞!’”
那天夜深了，毛岸英向刘松林告别。“我穿上医院的长大衣送他到病房大楼的入口处。秋夜的风已经是冷飕飕的了，他劝我回病房，我坚持要目送他走出医院的大门。他拗不过我，无奈而留恋地向大门的方向走了几步后又突然转过身来，向着我深深地、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一躬，当时我吃惊得呆住了。”刘松林记得当时毛岸英慢慢地伸直腰，倒退了几步，几次欲言又止，两眼痴痴地望了自己一会儿，然后急切地转过身匆匆地走出了大门，再也没有回头。“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木呆呆的，根本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激动。每当回忆起这个情景，我都非常痛心和内疚，他抱着这种心情告别，而我就淡淡的，什么也不懂……其实就算我知道他去打仗，也不能改变什么，留是留不住的，但至少我能对他多表达些，不至于带着如此强烈的内疚生活了。”这年10月15日，是刘松林与毛岸英结婚1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清晨，毛岸英又随彭德怀飞回了沈阳。4天后，即10月19日，他随志愿军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担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1950年11月25日下午，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1个多小时，情况异常，志司首长决定马上进洞隐蔽。毛岸英和高参谋为处理电报、抢救作战文件而滞留在志司指挥部，4架美军战斗轰炸机突然飞临，投下上百个凝固汽油弹。顿时，熊熊烈火奔腾涌起，眨眼间蔓延成一片火海，毛岸英和高参谋壮烈牺牲。
岸英走了，但没有一个人告诉刘松林，“没有一个人通知我，我还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归来。我思念着他，等待着他”。在怀疑毛岸英牺牲后的那段时间，刘松林留心观察主席的表情，但什么也看不出。接受采访时，刘松林十分激动：“主席一直忍受着老年丧子的悲痛，一边一刻不停地处理国家大事，一边以极大的爱心和耐心，先是隐瞒我，后是安慰我和劝导我，很不容易，实在难为他老人家了。”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此时，不少志愿军战士陆续回国，而刘松林迟迟不见毛岸英回来，“后来我觉得不对劲了，一些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老首长、战斗英雄见了我以后都特别客气，又相当谨慎，经常是谈几句话就赶快躲开。我实在忍不住了，想打听情况，就到主席办公室里去问”。
看到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刘松林也顾不了那么多，劈头盖脑就问：“爸爸，岸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毛泽东一下子怔住了，拿烟的手开始颤抖起来，声音很低：“岸英已经牺牲了!”听到毛泽东苍老而悲痛的声音传入耳中，刘松林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都被击碎了，撕肝裂肺般嚎啕大哭。这时，毛泽东又说了一句：“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了拍她的肩，原来是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劝自己别哭了，并说：“你爸爸的手已经冰凉了。”这时，刘松林终于从巨大的悲痛中醒了过来，只见主席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着前方，双手无力地搭在膝上。刘松林吃力地站起身来，哽咽着走向毛泽东，无言地握住他那双大手，那双在她的印象中一直是温暖而柔和的大手，但是此刻这双手却是僵冷的。
一位慈父的良苦用心
刘松林说，为了让自己能够接受岸英牺牲这个严酷的事实，主席做过许多铺垫工作、掩盖得很好，渗透了一位慈父的爱心。“我当时都没很在意，事后才知道主席的用心良苦。自己的孩子走了，却要隐瞒事实，总是以很正常的口吻回答自己的儿媳，乃至强颜欢笑。作为孩子的亲人，真的太难太难了。但主席做到了。我也是太不懂事了，一直稀里糊涂的，在他面前多次与他谈起岸英，一次次折磨他，很对不起他。他一直隐忍着巨大的悲痛，陪着我笑、哄着我笑。”采访中，刘松林讲起这些，忍不住流下了激动泪水。
为了帮助儿媳摆脱痛苦，毛泽东让刘松林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大学，读的是数学专业。渐渐地，刘松林觉得学数学很难，怎么也学不进去。她想转专业，学文科，便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很理解她，给她回信，支持她。
在毛泽东的不断鼓励下，刘松林终于从失去毛岸英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被分配到军委工程兵科研部工作。
1960年1月15日，毛泽东曾给刘松林写过这么一封信：“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这封信，她至今珍藏着。刘松林说，当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一直感到岸英就站在自己和主席之间，他一只手紧紧地拉着自己，另一只手紧紧地拉着主席，他使自己和主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此，主席给予了她无尽的关爱。
刘松林年岁渐长，毛泽东很替她操心，多次劝她再婚，也曾多方托人为她物色对象：“思齐，你还年轻，前途还很远，你不能这样过一辈子。我知道你对岸英感情很深，但你年纪轻轻的，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爸爸心里不安，你就再找个对象吧!”自毛岸英牺牲后，“我的感情转不过弯，从来没想到改嫁——主席刚提出来的时候，见了任何人我没感觉。就好像一个女孩子正在谈恋爱，你突然又给她找一个对象，根本不可能的，有那种感觉。再说我也不愿离开这位慈爱的爸爸。主席就一直把我当作大女儿，常给我写信。主席一次次的做工作，后来我也觉得一个人还是要活下去，还是要有生活，而且还有一种压力，就是觉得我一天不解决我的个人生活，对主席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他总觉得有一件未了的心事”。
1962年2月中旬，刘松林和空军学院杨茂之组织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开始从毛泽东的儿媳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直过着低调而平凡的生活。她和杨茂之养育了4个子女，皆学有所成，让她十分欣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