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种形态和时期的文明中，四大文明古国是公认历史悠久并且影响深远的(在这里我们姑且认为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是善意的和力求真实负责的)。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以表意文字为传承方式生活在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华夏文明，是公认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和湮灭的文明。尽管华夏文明经历过许多重创浩劫，尽管在公元1500年以后尤其是公元1840年以后，中国沦落为丧失国权民不聊生的落后国家。但毕竟，中华文明现在已经走出了低谷，如凤凰涅磐般浴火重生，并已成为世界主流强国。而以西欧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体系(我觉得称之为基督教文明体系更合适)，尽管在科技等一些领域保持着领先，但短暂的五百年历史是不足以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蓝本。从有持续的文明记录来讲，中国不少于五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不少于三千年的有完整持续详实的文献记录的社会组织管理史，是全人类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政治组织管理学的最好蓝本。
研究政治管理学(也可以称为社会组织管理学)，就是要以千年甚至几千年的眼光，从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视角，去寻找人类的发展规律，为人类整体在今后的百年、千年、万年的发展，指引方向。用现在的一个词，就是对整个社会进行〝顶层设计〞。
如果我们从五千年文明史来看现代，就会注意到：我们不仅仅是在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或一个新千年的开始。不，我们是在一个需要〝废井田开阡陌〞的新的三千年文明的开始。我们正处在一个终止〝家天下〞的新的五千年文明的开始。
从五千年的文明历来看，我们可以讨论以下几个基本点:
一、独裁者与寡头小团体
在我们所熟悉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群的最高决策者，只有独裁者和寡头小团体两种。
中国从夏禹〝家天下〞开始，就是独裁决策。夏商时期是氏族独裁，周朝是封建独裁，秦统一后是二千年的中央独裁。独裁〝家天下〞的传承方式是子孙血缘。
所谓寡头小团体，则是几个人共同决策。这几个会有不同意见，可能最终谁被谁说明而达成一致，也可能始终无法说服，但最终会以一种约定的方式达成妥协决议。在历史上君权势弱而外戚专权、权臣掌朝、母后摄政等〝政出多门〞时，就成为寡头小团体。
西方体系中没有悠久的信史，从公元十六世纪开始的历史，也是独裁者和寡头小团体，并不违反中国信史反映出的规律。
这种独裁者与寡头小团体，控制着人群的最高决策，两种方式都属于一种决策模式，即〝精英决策模式〞。
二、军政精英与财政精英
所谓〝精英〞，〝精，择也。〞〝夫草之精秀者为英〞，是精华、最宝贵的事物。现在的精英人物的概念，来自于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的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了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社会的精英。由于精英一开始就与人统治人相关，所以根据人控制人的不同方式，也就有不同性质的精英。
每个人做为生命个体，都有肉体本身这个〝本命〞，也有这个肉体要维持就必需耗用的食物衣物取暖等财物，这些财物就是每个人的〝外命〞。
一个人通过个人力量或者有组织的群体力量，直接控制他人的本命，这就是基于暴力的军政控制方式。这种方式是基于人做为一个生命体，会对死亡和痛苦具有不可避免的本能的恐惧，也因之有本能的逃避倾向。典型的军政控制方式是杀人、肉刑、监禁、苦役等。擅于使用军政控制方式的精英，我们称之为军政精英。我们说的政权一般来说都是基于军政控制方式的政权，所以西方资本主义说〝把权力关进笼子〞，其实是把直接控制人身〝本命〞的军政控制权力关进笼子。
在直接控制本命之外，还有一种控制他人的方式，就是通过直接提供食衣住暖等物资，或提供对这些物资的购买力(如货币)，通过控制人的外命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所谓〝人为财死〞，所谓〝花钱买命〞皆是如此。这种通过理财并使用财政控制他人外命的控制方式，就是财政控制方式。 这种方式也是基于人做为一个生命体，会对更轻易的获得温饱生活和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具有不可避免的本能的需求，也因之有本能的趋就倾向。擅于财政控制方式的精英，我们称之为财政精英。资本对社会的影响力就是典型的财政控制方式。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要把军政控制权力关进笼子，就是为了让出权力空间，使财政精英可以通过资本控制世界。
从中国历史似乎看不到财政精英，因此中国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财政精英的寡头政治的残酷。这与中国很早就实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有关。通过控制外命的财政控制方式，其控制强度肯定不如直接控制本命的军政控制方式，但财政控制方式的适用范围却远大于军政控制方式。只要有大量物资交接的地方，就是财政控制可以渗透的地方，即使不能统一货币，也可以通过以货易货实现财富的积累和物资对人的控制。但要实现军政控制，就必须有统一的政权管理系统、强制维护政权的暴力军警系统、上令下达的统一文字系统。而西方直到现在，都没有实现政权的大一统、军警司法的中央集权和统一文字，所以西方社会是财政控制方式的天下，自然滋生大量的财政精英。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林立，曾经一度出现大量财政精英利用控制外命的财政控制方式影响国家，但毕竟时间较短。中国很早就有天下观，尤其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但政权上中央集权、军队统一调度，更加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使得东到东海、南到百越、西到雪山、背到荒漠都成为军政模式的控制范围，这已经覆盖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因此财政控制方式不能超越军政模式而显现。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反思军政控制模式下的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黑暗，却没有能深刻理解西方的财政控制模式的同样吃人，尤其一些中产小康家庭背景的精英，觉得自己成长为财政精英的可能性更高，因此自觉或者自发的向往着财政精英通过资本控制世界的社会管理模式。
三，人的第三种命
作为一个生命体，本命和外命是生命体的共性。人作为一个生命体，除了本命和外命之外，人还有之所以成为人的第三种命——慧命。
人类的第三个生命标志，就是思想精神即慧命。普及教育全民扫盲推广教化即开启民众的慧命，为坚持理想而牺牲外命甚至本命的人就是追求慧命长存。能万古不朽者也只有慧命。本命和外命，对一切生物体都存在。人性本恶是基于人体对此两命的本能维护。慧命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不要争辩说动物也有灵性，它们的灵性是在于本能的继承，它们不能依靠语言等抽象的方式积累经验并传承经验。动物的进化也是依靠更强壮、更快速、更有针对性的变异等方式，而不是通过把数代生命体积累的经验上升为智慧，来进一步指导自身进化发展。我们定义促进生物种群进化的方向为“进化指向”，只有人类是以智慧为进化指向的。详细阐述需别文另述。）慧命可教化，教善则善(性善说来源于此)，教恶则恶。故过于强调生命体本能和肉欲的人，是在将人们引向兽类，愚恶人的慧命就是在扼杀人性。从慧命的角度看，如做历史的比较，则孔子不是佛陀，但佛陀和毛泽东相类似。释迦佛有三个基本特点：对受苦人有无尽的悲心，为救众生苦有真诚的牺牲精神并付诸实践，深刻的平等心并因此诲人不倦开启众生慧命。孔子远不具备此三条，孔子在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毛泽东深刻而真诚地实践着这三条。穆罕默德的伟大也在于他对广大蒙昧中的沙漠游牧土著的教化，教他们讲卫生、勿乱伦、尊法纪、追求真理和智慧，把那些慧命未开的沙漠游牧土著变成了有清真寺处就要有医院学校的穆斯林（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当时原始蒙昧的阿拉伯）。
通过控制人的慧命的方式，也能达到控制人的目的，但控制慧命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启智慧和愚恶心灵。
开启智慧的榜样，是仓颉造字、周学六艺、秦统一文字、隋文帝开科举从民间选仕，是佛陀对一切人平等教化劝求智慧，是穆罕默德号召所有的人学习《古兰经》追求智慧，是毛泽东在全中国范围内扫除文盲、在全世界范围内号召学习。这些先贤圣哲自己并不想控制谁，但他们开启了很多很多人的智慧，使很多人成为有思想有头脑有精神慧命的人，使这些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这些先贤圣哲也被后世学人所推崇和尊敬，并依然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这是先贤圣哲和他们的继承者，这些开启智慧者，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愚恶心灵的榜样，则是贱民不许上学、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宗教裁判所烧死异端，是塔利班不许女生上学，以及一切以尊卑之别肤色之别财产之别性别之别为理由不许人们上学读书思考研究的行为。这些人和他们阻碍人类认识真理开启慧命的行为，也将永远标记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愚恶心灵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以错误的观念灌输给人，使人安于被控制被奴役被欺凌被虐害。所有的邪教都是用这种通过愚恶心灵来以控制人的慧命的方式来控制人的。孔孟儒学的三纲五常也是叫人安于出生的身份而放弃应有的权力甚至生命，后来的君叫臣死、女子守节甚至自杀都是这种通过控制慧命而杀人。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在社会中影响深远，到现在还有些高种姓者认为他们任意奸污欺凌低种姓者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现在有些人以“娱乐快感”、“丑化英雄”、“虚无历史”等手段，对社会错误宣传欧美的美好生活和恶意歪曲中国古代历史和新中国解放与建设的历史，也都是在愚恶广大民众的心灵，以达到控制社会舆论进而控制社会的目的。
四，慧命的衰微与知识精英的堕落
人类历经千万年进化，总结出一些有利于个人生存和族群延续的管理方式和合作方式，这就是古老的道德习俗，它即起到规则的作用，也起到了开启慧命的作用。
慧命对人的影响力，虽然是最深远和持久的，也是范围最广泛的，但其直接控制力却远不如军政控制方式和财政控制方式。肉体消灭和暴力使人屈从都是能立竿见影的，财货控制见效稍慢并且与被控对象自身的欲望需求有关。慧命的影响不仅实施方式多是非强制的，对其接受和理解的程度更是与被影响者的思维水平和心志情怀大有关系，而心智的扩展和成熟却最是〝百年树人〞而不能一蹴而就的。
因此，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军政控制能力弱，不仅使财政精英脱颖而出，也使得慧命影响力凸显，典型代表是墨家系统，其他的诸子百家也各有代表各有传承。同时，这些知识较多、头脑较机敏的知识精英，也开始利用慧命对人的影响力，来推动人类的整体进步，或者来谋求个人的社会资源和名利权情。
随着社会的大统一的实现，以皇族为代表的直接控制本命的军政精英成为社会金字塔的顶层，相对出身稍低的家族则依靠财力来〝有钱能使鬼推磨〞，并进而通过钱权交易控制社会资源，成为财政精英。在本命的威胁和外命的诱惑下，大量的知识精英堕落为军政精英和财政精英的附佣甚至奴婢。〝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师爷〞、〝幕僚〞比比皆是。
伴随知识精英越来越为个人身家谋算，社会主体的道德体系和人类进化方向也开始被有意扭曲，成为知识精英向军政精英和财政精英邀功请赏的工具与成绩。儒家篡改秦史和其他历史、公然鼓吹〝为圣人讳〞〝亲亲相隐〞和尊卑理论，以及后世读书做官者的明哲保身、韬光养晦、偃武修文等等，中国的知识精英彻底堕落了。同时，他们对社会文明和人类慧命的影响，也终于使中国政治上失去了在文明源泉处所具有的奋争真勇之情和笃行实证之性，天下一家的心胸情怀也被伦常家孝等切分得狭隘自私了。
整个社会的慧命衰微了，也就自然会有〝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赵宋亡天下于蒙元，和续宋衣钵的朱明再亡天下于满清。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从〝反清复明〞的孙中山开始的中华民国，也必将第三次亡天下，也许那将是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亡国了。
彻底拯救人类慧命的转拐点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
五，开创新的文明范式的思想起点
做为中华原生文明的道一名一法文明法脉，从黄帝四经到王官学到诸子百家，源远流长，在秦商鞅变法到始皇统一中国的那段时期，达到政治上的顶峰。 (详解请研读翟玉忠先生的《道法中国》、《正名》等新法家的著作，和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 随着汉及其以后儒生的不断打压和篡改，法家体系渐渐隐没。其哲学传承，或依托养生隐入道教，或凭借看病存于中医，或因循军队而留下兵法，却又随着宋的〝偃武修文〞而饱受催折。然而，中华民族毕竟是早在三千年前就民智渐开，人民的慧命传承薪火相续。先秦法家主要有秦法家和齐法家，后又托名在儒学中的实学和心学。晚清的胡林翼和曾国藩本就兼道兼法兼兵，其思想对后来的同乡毛泽东影响深远。
人类慧命的另一支，则是辗转海外的东学西渐，使得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天下观，以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式，又回到了它诞生的古老大地。(详细阐述请读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著史》。)
在中华民族最苦难最危亡的时代，毛泽东诞生了。他的思想有几个重要来源：
思想来源之一，来自母亲的大乘佛教的慈悲救世之心。在中国文明腹地，大乘佛教流传广泛。虽然佛法也已式微，普通大众智信者少迷信者多，释迦佛和阿弥陀佛和如来佛分不清，观音菩萨和送子娘娘常当一个。但是，要尽自己所能地帮助穷苦人，要深信因果报应多做善事不贪小利，要知道灵魂长存不要执着肉身暂时的一些吃穿享受，这些大乘佛教慈悲救世的基本教义，却被广大民众自觉地真诚地遵守着。还有许多菩萨点化和因果报应的劝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毛泽东从求学一开始就不是仅为个人求荣华富贵, 并且一生都在关心最广大的普通穷苦人民。
思想来源之二，来自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注重西学和科技的学习精神。毛在早年曾认真学习曾胡兵法等著作，而毛的字〝润芝〞本就是胡林翼的号。 胡林翼（1812年7月14日－1861年9月30日)，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汉族，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在武昌咯血死。我个人认为，胡对毛的影响主要有几点。其一，胡是文臣而善兵，读书广泛而提纲挈领，是军政经法文兼备之大才。其二，胡能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调节各方关系。胡推举曾国藩并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其三，胡深知教育对军队的影响力，请人在军中讲《论语》，并在湖北开刻书处传播文明精华。 其为政和治军后来又深刻影响了蔡锷及再后来的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以及朱德等人。 其四，胡以身作则，为政不私家。然而他对满清高层权贵的贪腐不仅无奈甚至不得不输金曲迎。胡一方面平定太平天国，同时又对太国天国进行深入的分析。其五，胡的吐血早逝，是因其亲眼见到，英舰快速航行于内河而浪掀民船，深感科技落后国有大难，却又救国无方。
思想来源之三，来自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思想来源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毛润芝有救国救民的真心大愿，又深知如胡林翼走中国传统儒家治世之道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他能很早就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方向〞，并结合大量的历史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阶级分析〞这种社会问题的分析方法，并逐渐完善出〝毛泽东思想〞。
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个人独有，而是扎根于中华大地数千年慧命传承的基础上。朱德、周恩来等，都有深厚的文明底蕴、慧命根基。朱德本就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且一生都认蔡锷将军是自己的老师(后来又有一位老师是毛泽东)。周恩来字翔宇，少年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十九岁赴日前留别故友时题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觅群科济世穷〞，明显昭示了他一腔救国之情。当时许多人都是有救国救民的大愿，通过各种经历知道中国儒家老路不可能救国，所以才有〝教育(指西式科学民主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等〝百家救国〞的尝试。当他们发现了儒家老路不能走、自己没有路可走或自以为的路走不通后，毛泽东的基于马列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井岗山一延安〞之路，就是全国仁人志士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慧命的再次觉醒。
六，开创新的文明范式的物质基础
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都与其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环境相关，人类也不例外。
人类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从远古的氏族游猎生活，到后来的游牧生活、半农半牧和农耕定居，都与人类当时的物质基础密切相关，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变化。
从有明确历史的大变化看，西周定井田制和封建制，是人类文明范式的巨大飞跃，是政治管理学的一个里程碑。井田制本身的物质基础就是农业的发展，封建制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的区别是管理方式的不同水平。井田制和封建制的文明范式，确定了统一的国家政治管理。随着农耕水平、水利科学、学术普及和物质财富增长，有更多的人能脱离农牧等生存资料的生产而进入国家管理系统。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的物质基础正在于此。
秦法〝废井田开阡陌〞，将零散的人口集合到里社并统一管理，开创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新文明范式，此政治管理体制传承两千年，至今欧美许多国家都未达到。秦法的中央集权范式，使军政管理的范围空前扩大，并覆盖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活动地域，这就使中国后来生产力发达推动生产关系，却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以东林党为代表)，而不是西方跨国界的自由资产阶级。
支撑文明的物质基础，根本上是物资、人员和信息。因此，物资流、人员流和信息流的强度和范围，就是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标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故每一次历史文明范式的大跨跃，都是这个"流"有巨大进步的结果。
随着物资生产的更多，就有更多的物资可以离开生产者及其家庭而流通，物资流变大。贸易通货开始出现，于是从事物资周转的人中，物资商人和货币商人开始分化，中国后期的银庄和西方近现代的银行，都是沿此进程逐步产生的。
随着物资充足，使一些人可以脱离直接物质生产，运输调拨物质的商人、维持人和物资安全的军队、协调生产的管理者和协调裁决人与人关系的管理者，都是沿此进程逐步发生的。
随着物资流和人员流的出现与发展，信息开始变得重要，并被人们从自发到自觉的使用和控制。因为信息是无形象无实体而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所以信息只与做为人性标志的慧命相应，故信息流的强度和方式和使用，也就成为生产关系的标志，是社会管理文明的标志。
信息流的制约条件是两个：信息传递速度(此项同时含有为实现此速度需要的成本，成本越高的速度占信息流总量的比例越低)和信息解读能力。
在电报电话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中，信息都是依托于人来传递的，其传递速度就是人员流的速度。即使依靠〝八百里加急"也要人能到达。这里有一个特例：古老中国的〝峰火狼烟〞是漫长的〝依人信息流〞时代的几乎唯一的比人员流速度快的信息传递，但其适用范围很小却维持费用过高，只能是个特例了。所以电报电话之前的〝依人信息流〞时代，政治管理方式主要由信息解读能力决定。
在周朝及以前，政治管理所需信息的解读，依靠很少的世袭管理贵族，这从〝司马〞〝司空〞等姓氏可见。西周分天下数百国，战国百家同出于〝王官学〞，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即不能及时得到政治信息，也没有信息解读能力(比如不认字)。
秦法政治能推行，是因为战国时期全社会私学开设，培养了大量士子，秦法公平使广大布衣士子入秦为官，同时奏变法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对政治信息的关心， 国家以隶为师全民学法，使社会整体对信息解读能力空前提高，才能使中央集权管理全国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秦国是战国各国中信息流最强最通畅的国家。
现在的生产力，已经使全国乃致全球，形成了大物资流和大人员流，并有超越有形物质传输的信息流。这在这次人类文明的数千年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在信息传递速度空前快捷的同时，依靠全民扫盲和科教文卫的发展，全社会成员的信息解读能力也是历史上从未达到的广泛和深刻。因此， 开创新的文明范式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
这是一个新的〝废井田开阡陌〞、开拓新的政治组织管理模式的时代，这是五千年一遇的机遇，这是我们现在的人的历史史命。
七，机遇与危机
机遇同时也就是危机，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同战国的大争之世，不变法图强，就会亡国，没有第三条路。
研究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史和科技史、教育史，建立政诒组织管理学，创立新的面向全球的面向未来千年乃致几千年的政治管理的文明范式，不仅有必要性，更有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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