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之中，《慎子曰恭俭》一篇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在李朝远先生筚路蓝缕的考释工作基础之上[1]，学界主要对字词考释和竹简编联、思想研究三大方面进行了讨论，而以思想研究最为令人瞩目。

    下面首先列出笔者参考时贤研究成果之后作出的有关考释（为方便，常见字直接写出正字）、编联（当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其它的编联方案），略作解释，然后讨论与哲学史、思想史有关的一些问题。

                                  一

    慎子曰：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忠（中）疐（实）以反俞（渝），逆（择）友以载道，精法以巽（顺）（势）。1

    襄（尚）得用于世，均分而广施，时（恃）德而方（傍）义，民之……4

    干（焉），恭以为履囗，莫偏干（焉）；信以为言，莫偏干（焉）；强以【为】庚（赓）志，【莫偏焉】……2

    禄不累其志，故曰强。首戴茅芙（蒲），撰筱（莜）执樝（鉏），遵畎服亩，必于……5

    察今，为民之故，仁之至！是以君子向方知道不可以矣（已），临……6

    物以坏（丕），身中处而不皮（颇），赁（任）德以竢，故曰青（精）。断室（？）……3

    慎子曰恭俭3背

    《慎子曰恭俭》一文，虽然残断过甚，令人痛惜，然犹可籍之考察先秦慎子学派之思想。

    开篇引慎子之语，从立身、立志开始，谈到法和势，并说若能用世，将“均分而广施，恃德而傍义”，与《大学》的修齐治平之说接近。其后谈到恭与囗、信与言、强与志的关系，以“莫偏焉”连接，似有谆谆告诫之义；而后再用“故曰”来解释“强”、“精”。若非简文残断，恐怕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故曰”，围绕“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中实以反渝，择友以载道，精法以顺势”等进行解释。因此，此篇在循环往复地围绕“慎子曰”之语进行解说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由于简文残断，还不能确定“尚得用于世”云云是否也被反复解释。

    “故曰强”、“故曰青（精）”这样的语句，很像解经体，这表明此篇很可能属于慎子后学的作品，称引慎子的语句，然后进行解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篇谈到 “立身”、“立志”等等，是属于谈士人修为的作品，它表明简文的主题不是一篇“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文章，其重点在于谈论日常修为以及用世时的目标。那么，文中所提到的“慎子”是不是著名的稷下的慎到，就值得认真研究。

                                  二

李朝远先生说：文献中的慎子即慎到（约前395～前315年），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慎到著十二论”，归于学黄老之术；《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归入“法家者流”；《崇文书目》作三十七篇，均已佚。现存辑録七篇，是否原作，见仁见智。慎子一般被视为法家，本篇名曰“慎子曰恭俭”，但内容几不见于现存各种版本的《慎子》，而似与儒家学说有关。故简文中的“慎子”与文献中的“慎子” 是否为同一人，尚有待研究。

陈伟先生则根据其所作释文，指出：“李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上文考释的几条，像‘忠质’、‘中处而不颇’、‘向方知道’，基本上也都是儒家的观念。”陈先生同时指出：“不过，李先生按通行观念，把文献中的慎子看作同一个人，却可能有问题。战国、西汉典籍中记载的慎子，恐怕幷不都是同一个人。”他认为《战国策·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章所记慎子不是慎到；《孟子·告子下》的“鲁欲使慎子为将军”中的慎子，“不大可能是慎到。他与担任楚顷襄王傅的慎子是不是一个人，则不好判断。” “如同李朝远先生指出的那样，从竹书《慎子曰恭俭》的思想倾向看，这篇文字不可能是慎到所作。它的作者，很可能就是曾经担任楚顷襄王傅的慎子。如果真是这样，这篇竹书的写作年代，大概是在楚怀王之世（公元前328年～公元前299年）或者顷襄王即位至东迁之前（公元前298～公元前279年）。竹书中所说 “苟得用于世，均分而广施”一类的话，似乎与太子的身份有关。在这种情形下，这篇竹书最可能写于他任太子傅之时，即公元前300年以前的一段时间。”[2]

李朝远先生和陈伟先生都承认简文和慎子相关，但是对于简文中的慎子是不是稷下的慎到，有保留意见。

这里涉及到判定简文的学派归属的问题。关于学派归属，如果补充“时（恃）德而方（傍）义”、“仁之至”、“信以为言”等语词，似乎可以证明此篇为儒学作品。然若根据上述释文中的“精法以顺势”，“均分而广施”，亦恐不难敷衍出论证此文属于所谓法家慎子佚文。因为“恭俭”、“中处而不颇”、“向方知道”之类语词，可能属于“诸子言公”的“公言”，是所谓大传统、古代经典中的教化语词，或见于古代诗书，或散见于百家之言。譬如《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颇），遵王之义”，郭店简《缁衣》中有佚诗“吾大夫恭且俭，靡人不敛”，《文子·符言》：“故至德言同辂，事同辐，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遣退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向方矣。”如果有某些词汇难以反驳或认同它们属于某一家（譬如儒家），如今存《慎子》佚文中有“《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3]那也可以做一篇论证此文属于思想折衷的作品，比如可以说此篇为慎子后学中受儒家思想影响者所作，以见战国时百家思想互相影响……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做为我们判定文献思想归属、学派属性的依据？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它是近来的出土文献乃至传统文献学派判定研究中，几乎从来没有被追问的前提。近年来长台关楚简、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性自命出》、《恒先》、《鬼神之明》等诸多篇章所引起的关于学派属性的争论，已经非常可观了。

常见的方法，不过是根据文献所见词汇，或者根据相近文句，根据与其它文献的重文，来做出判定。应该承认这些方法有一定可信性，比如《性自命出》我们可以判定为儒家作品。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属于儒家内部哪一派别，则意见纷呈。

根据研究，笔者倾向于认为考察先秦的学派，应该更注重师承，更重视百家之说，而淡化“六家”、“九流十家”之说，淡化《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因此考察《慎子曰恭俭》的学派归属，我们就应该抛开“法家”这样的思维定势，而直接拿传世有关《慎子》的文献和简文进行对比。

根据研究，笔者认为《慎子曰恭俭》中所记的言论，和传世所述慎到的思想符合。

《慎子曰恭俭》开篇谈论“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中实以反渝，择友以载道”等内容，这是有目的的行为。《慎子》佚文有：“久处无过之地，则世俗听矣。”[4]由此我们也就更明白了《庄子·天下》篇为什么会评论慎到说：“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

简文说“坚强以立志，中实以反渝”，后文又说到“禄不累其志”，这可能是慎子学派比较特别的学说内容，其目的是要达到《慎子》佚文所说的“外物不累其内” （所谓“中实”，是治心的范畴，马王堆帛书《经·五正》阉冉答黄帝曰：“后中实而外正，何患不定？”）。所以《庄子·天下》评论说：“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万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茍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现在我们理解了慎子的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心志不受外物的干扰，就能更好体会《庄子》之语了。至于豪杰非议慎到之道，未免过于夸张。而《慎子》佚文所记此派为达到“外物不累其内”，甚至轻死生，则又可称道也：“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为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为不乐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害之变，是以目观玉辂琬象之状，耳听白雪清角之声，不能以乱其神。登千仞之溪，临蝯眩之岸，不足以淆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杀，生可以无，仁可以成。”[5]这里说到杀身成仁，简文中说“为民之故，仁之至”，看来仁、义有可能在当时早已经称为“公言”，故并非儒家特色。

简文说“禄不累其志”，可以参看《慎子》佚文：“移求爵禄之意而求义”[6]。简文也明确说出：“尚得用于世，均分而广施，恃德而傍义”。简文的“均分而广施”，可以参看《庄子·天下》篇的“公而不当，易而无私”。但是慎子思想出发点，当是从循法、不争的角度而言的，并非儒者之“不患寡而患不均”。《慎子·威德》说：“定罪分财必由法”。《慎子》佚文也提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 [7]

然而《荀子·解蔽》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但是《慎子·知忠》已经指出：“治乱在乎贤使任职”。看来此派并非不重贤，只是就法（或者势）与贤相比而言，慎子更重视法（或者势）[8]。简文说“择友以载道”，也有重视贤者之意。慎子之学虽然“于物无择”，但是“择友”，而“择友”是为了“道”。
简1前四句“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中实以反渝，择友以载道”中，“以”之前者皆以后者为目的，则“精法以顺势”亦当如此。论法、术、势者常以势为行法之必要条件，如《韩非子·难势》：“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简文云“精法以顺势”，看来是以势指代有势者、君民者（因此，其下文才有“尚得用于世”之说。《慎子》佚文提到“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9]）。因为强调明法之目的乃是为有势者所用，故慎子虽然揭示了“势”之重要，但是仍以“法”为其思想重心。是故《荀子·非十二子》以“尚法而无法”批评慎子，《荀子·解蔽》云：“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不谈论其关于“势”的理论（反而评价申子为“申子蔽于执（势）而不知知”；而《吕氏春秋·不二》则以孙膑为贵势之代表“孙膑贵势”[10]），而不像《韩非子·难势》讨论势与贤之关系，《荀子》是抓住了慎子思想的本质的。《韩非子》则是要融合法、术、势之理论，故有所不同。

了解了“顺势”之意义，再结合简文的“均分而广施，恃德而傍义”、“为民”，“身中处而不颇”，以及所强调的“恭俭”和“首戴茅蒲，撰莜执鉏，遵畎服亩”云云，我们也能更好体会《荀子·非十二子》所说的“尚法而无法，上循[11]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慎子尚法，顺君民者之势，又能为民，而且提出“恭俭”这些“公言”、“文典”，但是他自己却是“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因循于后，所以荀子说他 “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

我们前面在做释文的时候，参考了后世有关慎到思想的记述、评论以及《慎子》佚文，以有助于简文的释读。但是不能因为我们先这样作注释，再来推论简文符合慎到的思想，就认为我们是循环论证。我们并没有在作注释的时候刻意求同于慎子的思想以及《慎子》佚文，所作注释基本符合通假、疏证的规则（譬如，不能因为我们把“巽”读作“顺势”就认为这是在贴合慎子的思想，一定要坚持将“” 读为本字或其它字）。也不能轻易因为战国时代可能有几个称为慎子者，就认为简文可能不是慎到之思想，而《汉书·艺文志》所记可能并没有反映战国时代的现实。应该说，战国时期存在几个可被称为慎子者，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根据简文内容出发来作判断，要断定简文的核心内容（“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中实以反渝，择友以载道，精法以顺势”，简2以及简5、3皆围绕之进行论述）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同时也要将慎子的批评者所描述的慎子的独特思想放回战国时期的思想大势之中，考虑慎子思想中并不“独特”的地方，考虑先秦时候“诸子言公”的特点。不能因为简文有几处和所谓儒家思想有关的内容，就怀疑简文所记非慎到的思想。

现在我们看全篇的逻辑层次：开篇称引慎子之语，包括日常修为和出仕之后的目标两部分，是慎子之学的学术修养——政治实践的大纲，是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之后围绕日常修为进行解释，谆谆告诫“莫偏焉”；再次论述何为强、何为精，层层展开，益可信其为慎子学派之作，很可能是其弟子后学的作品。

因此，根据余嘉锡先生所总结的先秦子书形成规则，此篇《慎子曰恭俭》可能成于慎子后学之手，当属于《慎子》。而且此篇不是谈论的重势、重因循等慎到的特色内容，谈论的是士人如何进行修养，使我们见到了古代思想家的另一面，或许更有意义。

                                  三

关于慎到其人，钱穆先生有比较详细的考证，认为慎子名滑厘，字到，较孟子稍后。但是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来看，钱穆先生将慎到和《孟子》中的“慎滑厘”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12]。

钱穆先生曾提到《战国策·楚策二》所记楚襄王傅慎子，认为“年代尚无不合”，但是因为载有这一篇的慎子书为伪作，故以为“不足据”[13]。这是说《慎子》书载这个故事不可信（关于这个收入《四部丛刊》的《慎子》，罗根泽先生有详考），但是楚襄王傅慎子是不是赵人慎到，从年代上看是有可能的。

《战国策·楚策二》载：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追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其计。”上柱国子良入见。王曰：“寡人之得来反王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今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于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子良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与而复攻之。’常见寡人曰：‘不可与也，常请守之。’鲤见寡人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也，臣请索救于秦。’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慎子对曰：“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献地于其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景鲤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泗，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14]

从这个慎子的言行来看，他颇重因循之术，而都出于不得已。《庄子·天下》篇说：“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从重因循和缘不得已来看，《战国策·楚策二》所记慎子，很可能就是赵人慎到。若因为明人将《战国策·楚策二》等文献编入《慎子》，就怀疑《战国策》本身的可靠性，恐有失公允。《楚策二》所记慎子故事虽有某些可疑之处，但这恐怕应该归于《战国策》的特点。退一步讲，即便此故事为依托，但是何故依托名为慎子者，其言其行皆符合慎子因循之道，是否与慎子后学有关，也可以考虑。

“重因循”是慎到的思想独特之处，但是他并非时时、事事都只体现这个思想。前引《慎子》佚文有：“《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说明慎子对于六艺也有一定研究，而他在齐又有相当威望，适于担任太子老师（而不太可能是所引佚文属于担任太子傅的慎子，误合于赵人慎到名下）。

如果《战国策·楚策二》的慎子就是慎到，那么时当楚怀王三十年，齐湣王二年，西元前299年。根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记载，齐宣王之时，慎到等为稷下学士，而楚太子在怀王二十九年才为质于齐，很可能此时慎子才为楚太子傅。慎子虽然帮助楚太子解决了困难，但是诚如《荀子·非十二子》和《荀子·天论》的批评：“尚法而无法，上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慎子不能“经国定分”，只能“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慎子》佚文提到“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因循于后，不足以挽救处于危难之中的楚国，大概不久就离开楚国了。

战国之时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而又颇有民主风气，对于各为其主者并无过多责难，因此慎子帮助楚国坏齐之美事，并不足以使慎子不能重回稷下。是故《盐铁论·论儒》篇说：“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慎子在齐湣王末年散去。后来田单收复齐国首都，迎接襄王回齐，然后开始恢复稷下学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又说“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

前引《盐铁论》记诸人顺序为慎到、捷子、田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顺序为“慎到、接子（捷子）、田骈”，与之相同。但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则说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顺序为田骈、接予（捷子）、慎到，与《盐铁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顺序相反，看来《史记》所言诸人次序并无确定的先后[15]。是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这个“田骈之属”应该包括了慎到。因此，慎到终老于齐，可能在齐湣王时亡去之后，等齐襄王重建稷下学宫之时再次回到齐国，之后不久过世，可能死于齐国。《太平寰宇记》卷13云“慎子墓在济阴县西南四里”，或可资参考[16]。

胡适先生认为慎到“学派成熟的时期”大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初年，并指出《汉书·艺文志》所说慎子先于申子之说不可靠[17]；梁启超先生认为慎到的生卒年为359BC—294BC；钱穆先生认为是350 BC－275 BC[18]；吴光先生认为是365 BC－280 BC[19]；白奚先生认为是350 BC－283 BC[20]；潘志锋先生认为是350 BC－283（或279）BC[21]。

齐襄王在位为283 BC－265 BC，而田单复齐国在279 BC，重建稷下学宫当是此后之事。因此，上述慎子卒年诸说之中，以钱穆先生275 BC之说较为合理。

慎子为战国时著名人物，其说在楚地流传，未必要等到他担任楚太子傅之时。上博简传出于故郢地，马承源先生明确指出，“两次请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对竹简作了历史年代测定，由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仪测出竹简距今时间为2257±65年”[22]则经科学方法测定的竹简年代，约是324 BC—194 BC。但是竹简年代还应该不晚于白起拔郢之年（278 BC），因此，《慎子曰恭俭》篇竹简的年代范围约是324 BC—278 BC。慎子在齐宣王时担任上大夫，齐宣王在位年数是319 BC－301BC；又《慎子曰恭俭》有“故曰”之语，应该系慎子弟子后学所作，而这些弟子后学很可能是在慎子担任上大夫之后才从游，则不难看出《慎子曰恭俭》应该是传到郢都的时髦思想，年代恐在319 BC—278 BC之间。慎子担任上大夫时恐怕不会太年轻，虽然他是哪一年担任上大夫还不清楚，但是钱穆先生取生年为350 BC或恐过晚，今姑取梁启超先生359BC之说。徐干《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则齐之稷下学宫始于田午。即以慎子在齐宣王初年即担任上大夫而论，也符合古人“四十曰强，而仕”之礼节。

因此，慎子之生卒年岁约为359BC－275 BC，计84岁，这对于享受不治而议论的慎子来讲，是很有可能的。慎子担任上大夫、稷下学士之后，弟子从游者当有不少，其门人取慎子之语而敷衍为文，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慎子之名气或后来慎子为楚太子傅之故而流传到楚地，都是有可能的。

《荀子》一书中，《天论》、《解蔽》、《非十二子》三篇批评了不少名人，处处都提到了的，是慎子、墨子、宋子。这说明慎子之学，在当时影响确实比较大。楚太子以之为傅，良有以也。千载之后，得其学之残简，加深了我们对其学术的了解，真盼望能有复原《慎子曰恭俭》全文之日！

注释：

[1]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273－2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陈伟：《〈慎子曰恭俭〉初读》，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317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3]参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195页，台北，鼎文书局，1980。

[4]参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195页。

[5]参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203页。

[6]参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202－203页。

[7]参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186页。

[8]参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25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

[9]参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186页。

[10]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中有论及“势”之处，而《孙子兵法》有《势》篇，岂慎到是将兵家之学说引入治道而著名者？《汉书·艺文志》等云“慎子先申韩，申韩称之”，今人每责其误。由《荀子》之批评“申子蔽于执（势）而不知知”来看，或因慎到贵势之大名，而为申子后学所称引，因而致误？

[11]原作下修，兹从于省吾《荀子新证》说改。

[12]参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177－178页。

[1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492－495页。

[14]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789－791页

[15]《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彭蒙、田骈、慎到”，也并不足以表明先后之序。《天下》篇虽说有“墨翟、禽滑厘”之顺序可信，但是也有“关尹、老聃”之不可据为顺序者。

[16]参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176页。

[1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古代哲学的终局·前三世纪的思潮》，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230页。

[1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696页。

[19]吴光：《黄老之学通论》，8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0]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稷下诸子生卒约数年表》，30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21]王永祥、潘志锋、惠吉兴：《燕赵先秦思想家公孙龙、慎到、荀况研究》，81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22]朱渊清：《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