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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蠡:战略制定需要道路意识 
作者:[彭蠡] 来源:[作者惠寄] 2013-04-21


翟玉忠按:此文篇幅虽小,却是天大文章。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邯郸学步的逻辑上,只能是死路一条。“山高人为峰”,站在历史的峰巅,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才是谋大国者所为!作者在国家某部委从事理论研究工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不仅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使然,还是战略规划的产物。任何谋国者,不能不重视战略的规划。战略规划强,则国家强;战略规划弱,则国家弱。如此,强弱之分,就是一个不可不察的问题了。

                    一、模式论可以休矣

    当前,我们大多数战略规划都以模式论为指导,目标重照搬、手段重模仿、优点重组合,这些不可说没有意义。以模式论重“整体性”而言,就非常正确,这也为中国百年探索史所证实。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就在于漠视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整体性特点。但是,模式论有着致命的缺陷,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是处于全球互动性极强的时代,它的非历史性和非矛盾性的弊病更加暴露无遗。

    以非历史性而言,目标照搬是它的第一重罪。以为今天西方胜于东方,则西方之今天就是东方之明天。若是从历史出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立论,鸦片战争前,公认东方胜于西方,那么今日之西方就应该是东方之昨日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古波斯不是照搬了巴比伦而兴起,罗马不是模仿迦太基而壮大,西方文明的兴盛也完全不同于东方。道理很简单,事物是辩证运动的,曾经的先进可以成为落后的原因,今天的落后也完全可以变成明日先进的因由,没有什么是可以万寿无疆、永远正确。中国近代史上“全盘西化”的破灭,日本“脱亚入欧”的夭折,也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照搬理论的荒谬。

    目标照搬必然带来手段的模仿,这是它的第二重罪。模仿先进国家的手段,去实现同样的目标,看上去是发展的捷径,实际上只会欲速则不达。历史起点不一样、国情不一样,模仿的手段就很可能水土不服。种下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何况种下的还不一定是龙种。以非洲为例,殖民者给非洲馈赠的选举制度,不但未达到团结国家的目的,而是进一步撕裂了整个社会。烽火连天的部落战争是家常便饭,人民的生活依然是水深火热。可是,即使前提一致,手段模仿还有“相仿者相妨”的缺陷。近代中国以日本为师,招来的却是“老师打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发展挤占了日本的扩张空间。今天,全球化运动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强烈,可以说是休戚相关。特别是大国之间,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欲以美国为师,模仿美国制度,想着躲进小阁成一统,按部就班建成同美国一样的强国,到头来这只会是一场迷梦。奥巴马就毫不客气指出地球养活不了同美国一样的中国。不分清形势,把“后发”优势等同于“后面”优势,跟从西方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而不明白“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模式论者的悲哀莫过于此。

    模式论者还有一个非常“叫座”的观点——优点组合论。承认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弊病,同样不够完美,就提出学习西方,只学优点,不学弱点。这是一种典型的优点组合论调,看似无比正确,实则漏洞百出。我们知道,所谓优点,一是相对而言的,二是有所依托的。以美国的金融为例,以庞大的经济规模为基础,形成了发达自由资本市场,对于项目融资而言十分便利,但是也相应存在投机过度的危机。古人言“兴一利必兴一弊,除一弊必除一利”,利弊相随的道理没有比这说的更透亮了。以优点组合来实现超越,无异于痴人说梦。英国战胜了清王朝,有谁能说得清英国的优点超过了中国。关于优缺点,其实历史从来就认为谁也不比谁多、谁也不比谁少。就国家的竞争而言,绝非是优点的比较,而是优势的对撞。“优点”与“优势”虽只是一字之差,其背后的世界观实有云泥之别。

    归结起来,“模式论”的目标照搬、手段模仿实是与事物的历史性相悖,优点组合则是有违矛盾论,深陷机械论的泥淖而难于自拔。以这样的指导思想制定战略,不但不能实现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很可能会把重大机遇错过,陷中华民族于邯郸学步的可悲境地。如以“道路”论,则不然,它视事物为一个连续有生命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并不要照搬什么目标、模仿什么手段、组合什么优点,而只是选择一条崭新的道路,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在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从而获得别人不可复制的整体优势。

                         二、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如果说“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是对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开辟崭新未来的信心与决心,那么“道路决定命运”则可说是一语道破古今中外民族兴衰存亡的规律。作为一个有着波澜壮阔不绝如缕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国人民规划未来、制定战略,就更能理解“道路”一词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内涵,就更应该明白“道路”一词所展现出来的深远而又广阔的时空。

    历史是自然过程,但也是人类自己开创的过程。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都会高度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道路”而言,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选择性,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自主的选择。如果说定居民族拉开了人类第一次文明战略选择的序幕,那么也可以说英国工业革命又一次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超越,并不是目标的照搬,也不是手段的模仿,更不是什么优点的组合,而是对道路的重新选择。在种植化道路上,开拓了土地利用的新方式,生聚了更大规模的人口,支撑起更为庞大的军事武装力量,从而赢得持续战争的优势。若以土地之广袤、人口之众多、财富之丰盈、农业文明之成熟,英国无一样超出中国,但是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大英帝国,同样开辟了新的资源、寻找到了周期更短的生产新方式,形成了更加快速、大规模调聚资源的新制度和新手段(市场化和货币)。有了这样的崭新体系,不远万里喧宾夺主让中国签下城下之盟也就可以理解了。

    道路论者,不回避矛盾的普遍性,而是深刻地认识到矛盾的可选择性。不进行工业化,就不会有工业化的弊端;大力发展农业,就会有发展农业的烦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有着自己的艰难,但是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矛盾是不同于他们的。所以,坚持自己的特色,不仅是对自己优点的坚持,同样是对自己缺点的坚持。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不是一个道路论者能干出来的事。以全球化论,资本主义开辟的工业化进程,既让欧美等发达国家充分享有了几百年的优势与富裕,也把今日之世界逼到了新的歧路。特别是中国这样大体量的大国加入,更是加速了承载传统工业化的环境接近崩溃的临界点。在这样的时代,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惑乎故而不能即乎新者,溺也!

    欲应天下之务,必先审天下之势。纵观中外历史,大国崛起看似因出多门,其实都遵循着一个同样的规律,那就是边缘崛起。古代是地理上的边缘,马其顿如此,哥特亦如此;近代则是地理与文明的边缘兼而有之,英国如此,美国亦如此。就当代而言,全球化已使得地理上的边缘基本上没有了,边缘崛起有了新的内涵。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国实现崛起,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不仅代价会极其高昂,就是制度建设也会极其艰难。以物质而言,今天西方雄厚的资本,不仅经历了漫长时期的积累,而且是以成本极低的资源转化来的,更何况这些资本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极高的势能,正在进一步吞噬更大更多的资源。中国不仅不具备此种高位势能的资本,更不拥有这种时间上的从容,面临的资源成本只会是日益高企。以文化制度而言,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推行最便利的、代价最小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任何制度不仅根植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而且其发育成型还要经历广泛传播的漫长历程和无数次试错的沉没成本支付,西方以几百年的时间才形成如今的样子。我们简单地去模仿,只会沦落到邯郸学步的可笑境地。所以,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得不另起炉灶,开辟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坚定不移地实现边缘化崛起的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型资源开发方面下大力气,培本固元,抢占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只有下大力气开发新型资源,才会绕开传统资源不断高企的成本,才能摆脱西方国家强势资本的束缚,才能形成自己的先发优势,才能为新型社会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制度建设方面,提纲挈领,既充分发挥枪杆子、钱袋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作用,又要密切注意到信息社会下信息平台四两拔千斤的杠杆作用。只有下大力气进行制度创新,才会服务好社会新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才能不断推动社会新体系的发育,才能不断提升社会的整体优势,才能真正树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际上,边缘性战略,就是要通过创新,通过根本性的创新,摆脱旧的熵增过程,而进入一个新的熵减世界。这或许就是争而不争、不争而争的道理吧!

    进一步讲,只要我们勇于开拓新路,奋斗上几十年或是上百年,就必定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成无法撼动的整体优势。英国虽小,可是其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积累了无与伦比的新优势,在世界争霸的风云中,独领风骚数百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尽管伤筋动骨,但百足之虫的威风不减,这不能不归结于她二百多年不断发育而成的巨大体系。我们中国,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以恢宏的文明基础而论,只要有决心、有信心在新的道路上奋斗上几十年,到那时,必然不是对美国的赶超,而是跨越。

                            三、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今天,我们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对于未来,我们的战略就不应该处于西方社会的阴影下。今天的英国已不是往日的大英帝国,昨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今天的超级霸权美国,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模式可学。中华民族是一个见惯了社会变迁、看淡了王朝更替的伟大民族。五千年历史,就是一部可以瞭望五千年的望远镜。放眼看去,有多少民族从屈辱走向振兴,又有多少民族从巅峰上倒下。没有永恒的霸权,更没有历史的终结,只有生命生生不息的流淌。

    西方社会对于他们的民主制度,不因为今天的辉煌而漠视当初的卑微。同样,我们也不要因为今天的艰难,而对我们的制度不抱以信心。模式论者最可悲的就是把历史定格成雕像。我们制定战略,不是要成为一座可笑的西方雕像,而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开辟新路、开创历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描绘出一幅宏伟的蓝图,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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