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情报工作，在一些着作当中，特别是回忆录当中，有不少零星的说法，但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还很少见。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信息战已经成为战场主宰之时，显然有必要做这项工作，看看当年的情报工作究竟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关节点与情报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情报工作与中央红军作出长征决定的关系。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事先究竟有没有准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莫衷一是。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有准备，但准备不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非常突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情况实在与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当事人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一两公斤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他立刻组织人一面紧急密电党中央，一面“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
有了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步步紧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转移已是势在必然，当然得有所准备，但在获得情报后必须于10月中旬趁“铁桶”尚未合围，就紧急转移，则显然准备是不充分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个重要决定是通道转兵，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据伍修权回忆这是因为生死攸关的情报：“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于是红军领导层对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但对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为何还能开得如此从容，却至今几乎无人提出疑问。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实在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
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是这样写的：“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在渡金沙江时，情报也起了关键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国民党军队确实是无密可保。
红军侦听对手电台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而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在草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但也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红四方面军情报的大力支持
中央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的确，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信息，整理汇总后电告中央红军，帮助其迅速掌握周围敌情以争取主动。在双方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叶步入徐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帅稍致问候之后，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红军侦听人员的重大贡献
在以往对长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对决策所起的基础和关键作用。处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视信息人才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要取得长征的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地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
在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与情报部门往往是形影相随。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据胡立教回忆：“在长征途中，我在红军总部二局，专注于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工作，供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敌情，有时几天几夜睡不上一个安心觉。”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电台的侦听工作是多么紧张，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他们白天要行军，晚上要工作，无法睡觉成为家常便饭，以至经常出现边走边睡的情形，就如前文李维汉的回忆那样。
由于他们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肉眼侦察，非但像雾里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被早已胸有成竹的红军略施小计就上当受骗，使侦察的结果帮了红军的大忙。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这些日子里发明了一些简单而又实用的绝招，如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来个全体向后转，给敌机造成错觉。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闭目塞听处处被动，纵然人多装备好也只能束手缚脚穷于应付。
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而取得这一关键成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双方电台极少数的技术人员在交战中红军技高一筹，真是战场决战岂止在将军。
当然，情报信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明证。在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军委二局先后破译敌人密电也是数量众多，如果用来指导战争肯定能打出许多漂亮的运动战。但很可惜，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依然不得不打死守硬拼的阵地攻防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为表彰情报工作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这些题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情报工作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以及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至于对长征中红军总部曾希圣领导的负责侦听破译敌军电报的二局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毛泽东更是做了高度的评价。据曾经担任曾希圣秘书多年的邓伟志回忆，毛泽东曾发过这样的感慨：“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原因外，实在是与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对此，刘伯承曾经打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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