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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林:关于中国象科学的思考 
作者:[刘长林]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 2012-04-02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学界。我的回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有科学,但它是与西方科学有本质区别的另一种类型的科学。科学受制于文化,文化多元,科学也多元。所谓近代科学实际是西方科学,自然只能产生在西方。


                     一 中西医之争的启示——科学是多元的

    提出象科学这个概念,缘起于中医。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科学门类。中医学有系统的理论和无比丰富的临床实践,几千年来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健康立下了不朽功勋。在祖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像欧洲那样的瘟疫大流行,这与中医学的光辉思想和神奇疗效密不可分。直至科学高度昌明的今日,中医学在护卫人类生命的广阔领域发挥的特殊作用,仍然是西医学不能取代的。特别是对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癌症、艾滋病、SARS以及糖尿病、城市综合症等许多现代疑难病的治疗,中医学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效果。

    众所周知,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诊疗手段与西医学、与现代科学迥然相异。近百年来,许多有志之士潜心中西医汇通,甚至大规模投入意图创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然而遗憾的是这条路至今没有走通。中西医只是在某些临床治疗上相互配合,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至于在学理上,一个讲阴阳五行、藏象经络,一个讲物质构造、细胞分子,根本不能贯通,不能融合。

    面对这一事实,有人认为,中西医不能相互解读的原因在于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只有临床经验,其所谓理论“玄远而不着边际”,不能说明生理病理的物质根源,没有清晰的因果关系,缺少理化分析和实验数据,所以只能算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甚至由此攻击中医是“伪科学”。

    首先要指出的是,批评中医只有经验没有理论,或中医理论“玄远”而不能指导临床,与事实不符。每一位从事传统中医临床和稍懂中医的人都知道,真正依辨证论治为患者诊疗,一定要运用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理论,运用寒热升降、药物归经等药理。如果这样做了且做得恰当,就一定会有疗效。就是说,中医药理论与中医临床是不可分割的,中医药学是一个首尾贯通的完整的学说和知识体系。

    可是,中医的确不把追踪生命的物质实体和单一性还原性的因果关系作为自己的目标,一般不做实验室的实验。这些正是西医学和西方科学一贯要做的事。那么,对生命、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唯有走西方的道路、走所谓现代科学的道路才是科学呢?如果唯有走西方的道路才是科学,有理论有实效的中医学不算科学,于是自然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科学”?科学的本质是什么?

    长期以来,科学这个概念被一些西方的科学哲学家弄得极端复杂,甚至玄而又玄。他们按照西方科学走过的道路和现代科学的模式,为怎样才算科学提出了很多条件,声言唯有满足他们规定的条件,如必须采用封闭式的实验方法、推演的逻辑方法并能以数学的方式表述,必须建立明晰可靠的因果关系,甚至还要能够“证伪”,等等,才够得上是“科学”。其实,他们是将科学与科学方法、科学与科学形态混淆起来,将某种科学方法和路径绝对化,其结果是以崇尚科学的名义给科学带上枷锁。

    必须清醒地看到,世界万物在层面、领域和属性上是无限的,而方法和路径永远是具体的、有限的。一切认识方法只与世界存在的某个层面、某个特殊领域有对应关系。用具体的有限的方法只能进入与其对应的世界的某一具体层面或具体领域,而不能进入其他层面或领域。世上没有万能的方法,一切科学方法都有相对性和局限性。

    还要明确,方法是为科学服务的工具和手段,是从属的。科学形态则由所用方法、认识水平和所获规律的形态来决定。而规律的形态与其存在层面的特性相对应,随其存在层面的不同而各异。所以,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会随着认识的发展而变化,会因认识领域和认识层面的不同而不同。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至今,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到系统科学,再到复杂性科学,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线性到非线性,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已经发生了许多实质性变化,而且往往正是科学方法的更新,才带来了科学认识的巨大进步。可见,如果以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作为科学的标准,必定束缚科学的手脚,也不符合科学(包括西方)发展的历史。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门类,唯有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来定义,才能抓住科学的本质。事实上,一切文化门类,如语言、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法律、饮食、服饰、房屋……都只能用功能和作用来定义,而不能以方法和形态为标准,否则人们(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就无法沟通,同时也会陷入荒唐!诚然,科学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西方人提出来的,但是这不等于唯有西方人才有科学活动。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认识,是获得正确知识和规律性知识的认识活动,以及经过这样的认识活动形成的知识体系。人类利用这样的认识成果指导实践,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样理解科学,才符合科学的本质涵义。

    用“做什么”而不用“怎么做”来定义科学,将科学从处于当今强势地位的方法和形态中解放出来,强调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门类,于是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世界上各大成熟民族和地区必定有自己的科学认识的历史。因为科学作为认识活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特有方式,为各大民族所不可缺少。

    因此,中国历史上那些揭示了规律的知识体系和技术理论毫无疑问都应当作为科学来对待。但是,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有本质的区别。单只一个两三千年前中国古人发现并至今有效应用的经络,就让西方现代科学和西方现代医学困惑。事实证明,用西医学和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能解释中医学的知识系统。

    这一情况显然不可小觑,如果站在西方科学发展的立场,它实际可以看作是一场空前巨大的“科学危机”。一方面,中医学有不可否认的举世皆知的临床效果;另一方面,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确与西方现代科学格格不入,不能对话。面对这种情况,唯一正确的出路应当是,重新审视和修正现今某些通行的原理、原则,充分考量中国传统思维的特殊性和中国科学曾领先世界千余年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进而从这一“危机”中引申出一个结论:原来科学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中国科学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是两个源、两个流。

                 二 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原点——时空选择决定文化和科学的走向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门类,科学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科学形态,即科学的走向必定受其文化土壤的决定和影响。由十位中国学者签署、2001年发表的《自然国学宣言》写道:“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对于无论何种形态科学体系而言,这一点是统一的。但是科学认识的走向却受到国家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深刻影响与制约。人文传统包括思维方式、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等。而自然科学从来就离不开人文观念。具有不同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国家民族,就会有不同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认识取向,从而造就出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形成不同的科学体系和形态各异的科学史。”

    那么中西文化的根本分野在何处?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思维原点在哪里?

    就我的观察,时空选择是决定文化形态的原始出发点。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属于空间文化;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则具有突出的时间特征,属于时间文化。空间文化和时间文化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两类文化,其他种类的文化,则介乎二者之间。

    时间和空间是万物的两种最基本的性质。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时空统一不可分割。但是时间和空间又是两个相互分别、各有自己的独立意义的方面。当人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时空并重,而必定有所选择:或以空间为本位,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或以时间为本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之所以有这两种选择,是因为人的思维和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这两种态度和做法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不可避免的。

    人类文化正是这样被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于以时间为主,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于以空间为主,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就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

    中西文化的不同时空选择,可以用这两种文化主流的全部表现来说明。这里只能择其一二以示。

    西方:在哲学上,从古希腊至现代,西方有着重空间轻时间的传统。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在创建学说时很少讨论时间问题,而花了好多气力争辩有没有虚空。毕达哥拉斯派以“数”为世界的本原,认为由数产生点、线、面、体,再由体生出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和世界万物。这意谓,万物由空间产生,而空间连接本原。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根本否认变化的可能,因而指斥时间不属于真实的事物,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只属于人们感觉中的不合逻辑的世界。原子论的创建人德谟克里特坚持主张,一切事物的始基为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永恒不变,没有时间属性。

    对西方思想影响巨大的柏拉图,认为空间是神创造世界时所使用的永恒“质料”,存在于世界之先,像是一个母体。而神在创造世界时也就创造了时间,时间只是神创世界所用永恒模型的运动影像,当然在永恒之外。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时空理论以动力学为基础。他肯定了时间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永恒性。但是他强调空间位移是最基本的运动形式,而时间本身不是运动,时间不过是空间位移的计量。亚氏的时空观一直影响至今,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视时间为空间的第四维。

    西方传统艺术以表现审美对象的空间美为主要目标。其传统绘画的基本技法是“光影”和“透视”,以造成强烈的空间效果,而以牺牲时间为代价。西方人喜欢的是静态美。

    在科学方面,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公认为西方科学思想的源头,其公理演绎式的逻辑思维形式一直影响着西方学术的发展。西方最发达的学科是物理学。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等都主要研究空间属性。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最大成就是对物质结构的研究,物质结构系事物的空间本质。现代系统科学虽然将关注的重心转移至时间,但所采用的方法和立场仍然是以空间为本位的。西方的生命科学、进化论、各种史学理论几乎皆如是。

    中国:华夏古代学术从“观象授时”起始,很早就形成了“以时为正”的观念。中国古人视宇宙为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而不是万物的并列杂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故中国人偏重从演生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

    中华学术的源头是《周易》,六十四卦所揭示的正是自然与人事的时间历史规律,其核心思想可用“与时偕行”四个字来概括。孔子:“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中道即时道。历代贤哲在美事求久,提高时效,把握时机等方面有精深论述。荀子:“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考。

    中国传统艺术,以“气韵生动”为灵魂,力求展现生命韵律之美,即音乐流动之美,主张美产生于刚柔、进退、开合、动静、虚实、往来、消长等阴阳关系有节律的推移,故重传神而不重形似。中国人喜欢的是动态美。

    中国古代天文学十分发达。天是自然界的最高概念和总称,其直接的显现是空间,但中国人对天的感受是“时”,称“天时”。中国天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测算历数。截止到太平天国,中国政府颁布的历法达102种之多。春秋时测定太阳的回归年为365.25日,只比实际多11分14秒,比西方早了500年。中国传统农学取得辉煌成就,注重农时是其第一法宝。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其实质系昼夜四时,这使中医学成为真正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

    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空间可以切割、占有,只能分享,不能共享。在空间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差别和排斥,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关系采取“对立”的形式。

    诚然,认识活动必须主体与客体“相对”。但是相对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性质。西方传统所采取的主客对立只是相对形式中的一种,凸出了相互排斥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宰制。这就决定了西方人在认识过程中,主要采取抽象方法、分析方法、公理演绎方法以及限定边界条件的实验等方法,对客体实行预设、定格、抽取和控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割断对象的整体联系和流动过程。因而必定要透过(宰制)现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事物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

    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谓事物之稳定的内在联系,大多表现为构成事物的物质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沿着主客对立的认识路线前进,势必要走向还原论,将整体还原为部分,而认识的重心就在把握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如何运动。如是,无疑能够取得相当的认识效果,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把丰富、生动和个别的外部联系、各种不稳定联系、与认识主体的联系,即现象丢失了。

    时间的特性是持续和变易。时间一维,不可回逆,不可切割,不可占有,只能共享,不能分享。在时间的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统一与平等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国传统贯穿着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牢固观念。

   然而一提到“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很多人以为,既然融为一体,消除了天人界限,就没有了主客相对,也就丧失了认识的可能。于是,中国原本没有或缺乏科学思维的说法盛行。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主客“相对”既可表现为“对立”“控制”,也可表现为“合一”“相融”。“合一”“相融”并不一定抹杀分别和界限,倒须以分别和界限为前提。若没了分别、界限,哪还有什么“合一”“相融”?所以“合一”“相融”同样是主客“相对”的一种形式,只不过这种相对不表现为排斥、压制,而表现为协同、平等。既然如此,“合一”“相融”也就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使认识成为不可能。这样的主客关系恰恰开启了认识的另一条路线。

    庄子在名篇《齐物论》中有一传世箴言,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两句话合起来,堪称天人合一之经典表述。这样的主客关系决定中国人在认识过程中主要依靠意象思维、自然整体方法、静观和体悟的方法,认识的根本原则是“道法自然”。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内经》所谓“夫唯顺而已矣”,正是要求认识主体彻底排除一切主观意念,不作预设,不干预、切割、控制客体,完全尊重对象本来的生存状态,然后观察其自然而然的变化,找出其自然变化的法则。意象思维,就是对事物进行概括,却不离开现象,其目的正是要揭示现象本身的规律。中医藏象经络、辨证施治、药性归经理论,其中许多的内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概括出来的。

           三 现象的本体意义——现象是世界的自然整体层面

    现象是指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呈现。从内涵上说,现象是事物自然整体功能、信息和性态的表现。从状态上说,现象是一个过程,是事物自然整体联系的错综杂陈,充满变易、随机和偶然。所谓透过现象,就是排除和避开现象中纷繁杂乱的随机偶然的联系,将瞬时变化的联系加以剥离或固定,从中提取出某些人们关注的要素,在加以控制(非自然状态)的条件下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必然性。

    然而现象并不像西方传统哲学认识论所说的那样,只是“实体”的被动的附属的存在,没有任何积极价值。

    首先看无机的物质存在。由单个或少量无机物体发生的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其所呈现象和承担运动过程的实体之间具有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体”有何种变化,“象”则大体有与之唯一对应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体”,“象”的独立意义不明显。然而大数量无机物体的整体运动,如大气环流、地质变迁、自然灾害、太阳系小行星带的运动分布等,由于参与运动过程的物体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关系复杂,不确定因素无法预测,使得这些运动的现象与实体之间难以找到确定的对应关系,现象层面的独立意义变得明显,不可能单纯以其实体的物理化学性质来说明和测定这一类运动的变化情形。在很大程度上,这类运动的现象要由现象本身来解释,难以由产生现象的实体构成来解释。

    再看生命的存在。每一生命个体都是一个复杂严密的有机整体,“整体大于局部总和”的关系非常突出。因此,生命个体所呈生命现象与其物质构成——实体组织之间,既存在一些精确的直接对应关系,同时又存在一些不直接对应的关系,如经络现象至今未能找到直接对应的实体组织,而经络对生命体的调控作用却十分巨大。

    生命群体由各自独立的个体组成,群体系统作为整体具有更大得多的灵活性、可变动性和不断更新结构关系的可能性,从而使群体的整体水平有可能不断提高或上下变动。因此生命群体运动的整体层面,即现象层面,形成更大的独立性和能动性。

    最高级的生命群体是人类社会。构成人类社会的实体层面,主要包括社会成员、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其现象层面,主要表现为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及社会成员的所有活动。由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智慧和个人的追求,不同社会集团、民族、国家之间还相互影响,故社会整体的运动状态最令人眼花缭乱。在社会运动中,“象”的意义空前提高,“象”和“体”的关系可能出现巨大的不匹配。毫无疑问,“体”的支撑是社会运动的基础,“体”的规模和水平,规定社会整体运动的性质和等级。然而,一当“体”的状况确定下来,社会运动情态会有一个与之相应、却是无限自由的可变化区间,也就是“象”的自由活动域限。在这个域限之内,“象”不仅可能有无限多种的呈现,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其特殊的社会整体功能。

    人的心灵系统可谓超复杂系统。现代科学认为,心理现象的物质基础是脑神经系统。大脑作为心灵系统的“体”是生命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生命机体密不可分,但是心灵系统的“象”,却是对外部信息的提取、加工和感受。人的意识、思维、想象(心理过程),人的情绪、心境(心理状态),有原则上不受限制的独立自主活动的能力和空间。心理之“体”只为心理活动提供了物质“载体”,而基本上不能干预心理活动的内容;心理活动的内容作为心灵系统之“象”,则几乎不受载体的制约和支配。

    然而,事情远没有到此为止。令人吃惊的是,心理活动中象体运动的支配关系发生了奇妙的颠倒。

    十分明显,心灵系统之外的一般信息过程,载体虽然不决定信息的内容,但是信息内容自己不会运动,不会变化,信息的传递、接收、储存和加工(包括自然变化),全要靠信息载体及相关能量的外部推动和规定。但是心灵系统之内的信息过程,信息内容和信息载体的这种支配关系颠倒了过来。思维主体想不想,想什么,怎么想,如何在心中进行信息加工,不是由脑神经系统中的分子、原子、电子来决定和主导,而是由思维本身来决定和主导。就是说,正常的思维过程,不是思维载体规定和推动思维内容的变化,而是思维内容遵从主体意志和思维规律,决定并推动思维载体的运动。心里怎么想——信息内容怎么变化,信息载体——脑细胞、脑神经分子、原子、电子就会跟着发生相应变化。这就表明,思维本身,或者说“心”,在想不想,想什么,怎么想上,具有绝对的自主权、自由权。在心灵系统中,不是思维之“体”的运动决定思维之“象”的变化,而是思维之“象”的自主变化率领思维之“体”作相应运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现象不是消极被动的存在,不是实体的附属物,远不完全由实体决定。实际上,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是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事物的存在和变化有积极能动的作用。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自然整体层面”?即如何理解现象的实质?从根本上看,现象与实体应是怎样的关系?

    过去,一般习惯于将现象视为实体本质的外在表现,其实很是片面。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盯住了实体,只局限在实体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任何事物存在于宇宙之中,都与整个宇宙发生联系。因此事物如何运动,如何呈现,并不完全取决于事物的实体本质,同时还取决于事物与外部广大领域的联系,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

    事物自身关系(包括稳定和不稳定)的表现和事物外部关系(包括与认识主体的关系)的表现,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才构成事物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可见,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不仅仅是事物自身的整体,它同时还是宇宙整体在事物身上的“折射”。由此不难看出,在现象与支撑现象的实体之间,现象与现象背后的本质之间,原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相互作用关系。而这也就是现象具有独立意义的根源。

    如果从深层把握宇宙的存在,实体也是关系。因此,现象和实体的界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比较而言,现象的关系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因而更多地显示着时间的特性;实体的关系是不易改变的,相对稳定的,因而更多地显示着空间的特性。这样说,并不意味现象不具有空间,实体不具有时间。

    指出现象和实体界线的相对性,是为了说明不可将现象与实体、内在与外在、稳定与不稳定绝对地对立起来。其实这些界线都是以人为本位划定的。如果从无限宇宙的角度来看,则没有现象与实体、内在与外在、稳定与不稳定的区别。因此同样可以说,现象也有本体意义。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否认划定上述界线对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有积极作用。事实上,着眼于世界的空间特性,就会特别看重物质实体;着眼于世界的时间特性,就会特别看重现象,以现象为审视世界的视角。

                       四 中国认识的指向是象科学——象科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那么事物的现象层面有没有规律呢?当然有。现象既然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的呈现,现象层面也就是事物之彻底开放的,自然生成的,完好无损的整体层面。如果肯定一切存在都有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也受规律支配。否则,世界将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一半有规律,一半无规律。那是不可思议的。应当肯定,世界是统一的,一切运动形式和存在层面皆有规律。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辨明,就是要将规律和规律的具体形态区分开来,不可只承认一种形态的规律,不承认其他形态的规律。将规律与规律形态分离开来的依据,是世界有无穷多的层面,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和不同的特质,因而不同层面的规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从运动形式区分不同的存在层面,是学界比较熟悉和认可的。但即使在这一范畴,仍然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主张必须以物理、化学方法去研究所有的运动形式,否则就宣布为不科学甚至伪科学。诚然,物理化学方法在物理化学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其方法和所获规律具有极其严整、精准、细密的形态。这是事实,但这仅仅是物理、化学运动形式和规律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说,物理化学是一种简单性的存在,所以具有上述特点。而生命、社会、心灵不仅要比物理、化学运动复杂、高级得多得多,而且增加了活力、智慧和灵性这些极为奇妙的因素,远远不是物理化学所能企及。因此,一味要把物理化学方法推广到所有存在领域,要求所有领域的规律和知识都必须具有物理化学规律一样的特点,表面看起来好象是维护科学的尊严,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不同存在层面的差异性,强要把绚丽多彩、充满灵性的世界统统拉向物理化学的世界,恰恰是自己陷入了非科学、反科学的雾障中。

    不同的存在层面,还须从存在的结构上看。这就是一切事物的现象层面和承载现象的物质实体层面。现象是事物随时间推移而自然的呈现,处于永恒不断的变动和与他物复杂的相互联系之中,承载现象的物质实体则是相对简单、静止、稳定的存在。因此,无论何种运动形式的象的层面的规律,在表现形态上都会有其特殊性,而不能以现象背后、支配相对稳定联系的规律形态为标准,要求现象层面支配复杂多变、随机不确定联系的规律也要有相同的形态。显然,前者在形式上会趋于严格、精准、固定,后者则相对宽松、灵活、自由,具有较大的容纳区间。

    但是,不管怎么特殊,所有运动形式的规律,所有现象层面和现象背后的规律,都必须具备规律的基本特质。这就是联系的重复性、普遍性和必然性。不过仅此而已,不可再附加其他。事实证明,无论何种运动形式,无论现象本身还是现象背后,都存在着这样的联系。

    必须指出,所谓必然性不等于唯一性。必然性可以表现为一个不会超出的严格界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却可以有无限多种的可能性,无限多种的具体呈现。这样理解必然性,规律就可以容纳不确定性,同时又不失规律的基本特质,不失规律的指导作用。那种认为必须找到事物的实体根据,必须能以数学形式给予精确表述等等,才够得上是规律的观点,其实是给规律硬贴附加条件,将某些层面的规律特性,作为一切层面规律必须遵从的规定。这种人为限制,不利于科学认识领域的扩大。

    事物的现象层面,作为事物自然演生和存在的整体,它顺时变化,内外通连,彻底开放,故集中体现了事物的时间属性。尊重现象流变,不作控制切割,不隔断主客,就是尊重自然整体,也就是尊重时间。这样去认识世界,就是以时间为本位。这样获得的规律是时间属性居主导地位的规律,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事物的实体层面,以及现象背后的一切稳定联系,则主要体现事物的空间属性。当我们探寻它们的时候,势必破坏事物的自然整体状态,破坏时间的本来面目。而对现象的分离、阻断和切割,恰恰是尊重空间的表现,因为这样做,可以充分显示空间的存在和特性。如此去认识世界,就是以空间为本位。其所获得的规律,则是空间属性居主导地位的规律,是还原性的规律。

    实体层面的规律,是在严格控制或单一条件下,即排除了原始复杂性和随机、偶然性之后,事物所呈现的规律。故不仅其内涵的规定性严格精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也是唯一的。只要满足它所需要的一定条件,它就会以唯一的形式精准地显示出来。而要想让它发生效能,也必须严格满足它所需要的条件。

    现象层面的规律,是事物在彻底开放的原始整体状态下的规律,其内涵的规定性同样严格而毫不模糊。但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够容纳一定范围内的无限多种的随机变动,以至可以统摄个体的差异性,故其具体的显示无穷多样。此种情形系由现象层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瞬息万变所规定。然而,这并不妨碍它仍然完全具备重复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些作为规律的基本特征。

    因此,现象层面的规律既严谨又灵活,具有“知易行难”的特点,因为每一次应用都面临着无限多种的可能,都必须创造,需要智慧和悟性。例如,中医的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种征候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严格的,但每一种征候的具体表现却千差万别。又如孙子兵法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势篇》)作战部署兵力以造势,不外正兵和奇兵两部。这是指挥战事的基本规律,概莫能外。但实战中奇正的具体运用却变化万端,无一重复,绝不能做“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可见,实体层面的规律是一定领域中有严格条件规定的规律,现象层面的规律是一定领域中无任何条件规定的规律。这两种规律对于人类的实践都有用,不应只承认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中国传统认识主要是寻找现象层面的规律,我们姑且称之为“象”科学。

     认清了中国和西方两个本质不同的科学传统,也就自然地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如此发达,西方近代科学却没有诞生在中国。不仅如此,即使到了今天,用成熟了的西方现代科学也不能解释中医,不能解释中国科学传统。因为它们认识的出发点和大方向根本不同,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不是古代与现代的前后关系,而是两个并行的认识源流。

    那么,这两种科学最终能否相互沟通呢?不能。因为这两个层面(现象背后之本质与自然整体)具有不同的性质,使得认识它们的基本路数刚好方向相反:一个要控制对象,加以抽取、分解,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一个要保持对象本始的原样状态;一个必定破坏自然整体,一个坚持维护自然整体。这两条认识路线具有互斥性,均以拆除对方的实现条件为自身的前提。这就决定了它们无论怎么巧施,都只能进入自己的层面,不能进入对方的层面。现实中的自然整体层面与其构成部分无疑是融洽相通的,然而我们只能分别检视这两个层面,而且当检视某一层面时,必定破坏或阻挡观察另一层面,因此我们永远无法了解这两个层面如何连通。

    有人认为,如果对其中的某一层面有了极充足极详尽的了解,就有可能将另一层面推导出来。其实这也是主观想象。前已指明,意象思维所获得的现象层面的概念,含纳的不确定变化是无限的;抽象思维所获得的构成层面的概念,含纳的确定性变化是有限的。而无论多少个有限相加,仍然是有限,不可能达到无限。反过来,无限本来就是无限,绝不是无数有限的集合;认识一当踏入有限,就不能返回无限。正如整体大于局部总和一样,无数的相对永远成不了绝对,无数的有限永远成不了无限。所以尽管在现实世界中,有限与无限是统一在一起的,可是在人的认识和实践中,有限与无限之间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中西两种科学、中西两种医学不能相互沟通的道理。

    这两种科学各具长短,皆非万能,可以而且必须相互吸收利用,才能更好地发展。但今天尤其要看到,西方科学用主客对立和宰制对象的实验方法、抽象方法所获得的规律,必定并已经将人类引导到与自然对立、与他人对立、与自我对立的严重境地。中国“象”科学指向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所揭示的是关于天地万物自然整体状态的规律,以“象”科学为统领,其结果则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人与万物共存、共荣、共享。发展和推广中国“象”科学,对于在精神上和实际生活中克服西方科学带来的唯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唯我主义,将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刘长林: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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