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漆盘

文章来源:《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

对秦文化的研究从汉代就开始了，但由于秦的文献资料太少，对其研究有很大困难，研究的深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秦文化遗址和文物的不断发现，大大推动了秦文化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

秦陵考古发现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1974年春天，举世闻名的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秦始皇陵的重视。从此以后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勘探，迄今已发现了600多处陪葬坑和陪葬墓，对陵园的形制和丰富的埋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从而大大带动了对秦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①。研究秦文化，不研究秦陵是不行的，它对中国古代帝王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

修陵人都是些什么人，来自何方?史书无载，但从秦陵遗址考古发掘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在陵西侧的刑徒墓地中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瓦片，刑徒墓地实质上正是当时为秦始皇修陵人的墓地，这些修陵人虽然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但是以刑徒的身份修陵。死后被草草埋葬，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只在墓中发现了18件刻有墓志的瓦片，其中有一个瓦片上刻了两个人的名字。从刻文的内容来看，有服役者的姓名、所在地、服役性质及爵名。如“东武居赀上造庆忌”、“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博昌去疾”等，东武、平阴、博昌是地名，分别来自山东、河南等省。居赀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记载，是指因犯法而被罚钱财，本人又无法缴纳钱财，而以劳役代替，每劳作一天抵偿八钱，直到劳役期满。上造和公士则为爵名，是秦二十等爵制中最低的两等，庆忌、滕、去疾为人名。从瓦文内容来看，当时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地位低下的人，也有地位稍高的人，但最后的归宿都比较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墓志。

在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目前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兵马俑的发现与秦始皇陵的不断勘探发掘，将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秦俑馆组织召开了五次有海内外学者参加的秦俑学与秦文化学术讨论会，出版了《秦俑秦文化丛书》20本、《秦文化论丛》9本，及一批关于秦俑秦文化研究的著作，如《秦俑学研究》②、《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③、《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④、《秦俑专题研究》⑤等。

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⑥。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论著，如高敏先生的《睡虎地秦简初探》；由中华书局编辑的《云梦秦简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文章；还有一大批研究文章在各地报刊发表，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另外，1979～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一座秦墓中，发现了一支更修田律的木牍⑦，正背面共有154个字，内容是国王命令丞相甘茂、内史更修田律的事情，反映了秦国商鞅变法以后一次重大的律令修改和执行情况。1989年又在龙岗出土秦竹简150余枚，内容也是以律文为主，涉及禁苑、驰道、田地、马牛羊管理等律文，有关驰道管理的律文则是目前了解当时驰道及相关问题的唯一实物资料。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座秦墓中发现了秦王政八年的秦竹简，共有470枚⑧，内容为《日书》、《墓主记》，其《日书》和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日书》大同小异，时间较云梦《日书》早，反映的是秦文化社会风俗。在此墓中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木质地图七幅，反映的是当时秦国上邽县的地形图，图中除绘注地名、山川、水系以外，还标明了各处森林的具体位置。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⑨。这是秦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不少的封泥反映的是秦时的马厩管理制度，以前在秦陵也发现过一些马厩方面的资料，但这次的发现更多、内容更丰富，计有：宫厩丞印、御厩丞印、泰厩丞、章厩丞、宫厩丞、下厩丞、中厩、中厩丞、中厩马府、中厩将丞、官厩丞、左厩丞、右厩丞、小厩丞、小厩将马等，可以看出秦时的马厩管理是严密的，也反映出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秦封泥中的大量职官署名，比史书记载的秦官吏要多得多，纠正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些关于秦官吏记载的错误，近乎一部秦代的百官志，给秦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秦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全国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和苑囿，过去我们只能从文献中找到秦在关中地区有一些苑囿，如上林苑、宜春苑等，这次发现的封泥中透露出不少的秦时苑囿，如上林丞印、杜南苑丞、白水苑丞、白水之苑、鼎胡苑丞、东苑、东苑丞印、具园、麋圈、息园、庐山禁丞、桑林丞印、左云梦丞、阳陵禁丞等等，很多是以前史书中没有的，另外“具园”封泥的发现纠正了过去史书上记载的“具囿”。

还有不少的关于当时经济方面的封泥，如：铁市丞印、西盐、西采金印、栎阳右工室丞、雍工室印、栎阳左工室丞、咸阳工室、咸阳工室丞、左织缦丞、右织、汪府工室、江左盐丞、江右盐丞、采青丞印、邯郸造工、蜀左织官等等，反映出当时秦对盐、铁、纺织等手工业的重视及当时手工业的分工状况。

在这批秦封泥中，还发现了大批秦时的地名，这是研究当时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主要的有：咸阳亭丞、上郡侯丞、好丞印、西成丞印、西共丞印、徐无丞印、四川太守、南阳郎丞、朐衍道丞、溥道丞印、翟导(道)丞印、  丞之印等数十枚封泥。

以上这些地名，有些为我们过去所见过，有些则是新增加的，对于我们研究秦时的郡县情况大有裨益。翟道、朐衍道丞和溥道丞印显然是当时秦设在少数民族中的县级机构。上郡侯丞的发现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对于研究当时的封侯制度增加了新的资料，因为上郡无论是秦国还是秦朝，皆北方重镇，今传世及出土的上郡戈就达10余件，但此地封有列侯，却从未见任何蛛丝马迹，据此封泥，秦史的某些篇章无疑需重新改写[10]。

秦封泥发现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很快掀起了研究的热潮，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出版了《秦封泥集》[11]，《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秦陵秦俑研究动态》等杂志率先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

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

里耶秦简，2002年发现于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秦井中[12]。

这批简牍是里耶所在的秦迁陵县的官府档案，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和存档、司法文书、物品登记和转运、邮驿、算术、军事等，其中不少是过去鲜为人知(或认识有误的)有关官制、历史地理的内容，如“洞庭郡”在过去从未见于史书记载。据研究，里耶古城可能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一处县署和秦王朝的迁陵县所在。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这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实际的参数。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13]。

目前公布的资料仅是九牛一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整理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将使秦历史上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得以解决，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秦史研究面貌。

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从而使我们得知礼县发现的大墓是秦先公的墓，为我们研究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和寻找秦的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发现于陕西宝鸡太公庙村的秦公钟和秦公鎛共有八件，为春秋早期秦武公所制，器形硕大，器物铭文历数秦先公，直到宪公，包括武公、出子、德公，为宫廷重器。“宪公”铭文的出现，纠正了《世纪·秦本纪》中误将“宪公”为“宁公”的记载，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资料，也为寻找秦都平阳提供了线索。

杜虎符1975年发现于西安市南郊山门口乡北沈家桥村东北一里处，内容为“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也就是说当时发兵在50人以上者就必须使用虎符才可以，而且领兵者所持的一半虎符必须能和国王的另一半合符。杜虎府的发现也为我们找到秦杜县的位置提供了线索。比杜虎符时代晚的还有新虎符和阳陵虎符，虎符上的铭文内容大体相同。

在秦的度量衡器上不少都刻有铭文，有些只有始皇诏，有些则不仅有始皇诏，而且又有二世诏。文字既有刻在权上的，也有刻在诏版及其它量器上的。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资料。

在青铜兵器上也有很多的铭文，铭文的内容既有制作兵器的时间、地点，又有制作兵器的监造者等。如“王五年上郡疾戈”、“大良造鞅戟”、“七年相邦吕不韦戟”等，从而为研究秦的兵器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考古发现的有秦一代陶文是很多的，袁仲一先生曾出版《秦代陶文》一书，收录了1610件陶文拓片，内容丰富。近几年又发现了不少的陶文。陶文罕见长篇铭文，多数是只有二、三字或三、四字，但是综合起来看，内容却丰富多彩，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课题。

这些陶文大部分发现于秦都咸阳和秦始皇陵，很多是刻在砖瓦上，从这些陶文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秦代制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秦都咸阳发现了很多里名，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内里坊制沿革的难得的资料。

在陶文中文字最长的是“秦惠文王前四年赐宗邑瓦书”，上有119字。内容大体为：秦惠文王四年，周天子派卿大夫来到秦国，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赐给惠文王，第二年大良造、庶长游宣布惠文王的命令，把杜县从封邱到水之间的土地封给右庶长，作为宗邑。从其内容来看反映了秦时的封邑制度和土地制度。从大量发现的秦金文、陶文和石刻文字来看，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研究秦文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素材，从发现的秦文字来看，既有大篆、小篆，又有隶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又实行“书同文”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统一全国的文字，这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总而言之，随着秦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秦的文献资料还会继续被发现，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资料出土，并很快公布于世，以推动秦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注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