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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真:商鞅变法与当代改革 
作者:[赵立真] 来源:[] 2005-12-16

编者按:在将当代西化改革和秦代商鞅变法比较的同时,作者没有意识到,今天是反思一百多年来西化改革的错误方向,复兴华夏法家的时候了!

    世事沧桑,秦之商鞅变法奠定民族统一大业;风云际会,当代改革之路重振中华之雄风。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历史上秦人建国后,在春秋中期曾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但随着周文化衰落的时代走势,按照周制立国的秦,在穆公之后很快也衰落了。面对落后挨打的现状,秦自献公时代便开始鼎新,实行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秦孝公即位后,进一步把改革事业推向纵深。在他支持下实行的商鞅变法,使秦国打了一个彻底的翻身仗。从此秦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时代的排头兵。这段历史,发人深省,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显然富有启迪价值。


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变法经历了两次大的动作,其内容涉及许多方面,主要有:


(一)重农抑商

商鞅注重的农业是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业,也可以称“耕织”农业。这种农业,是人类本身存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重视农业和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就已经有了萌芽,只是当时尚没有形成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家经济的思想。随着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其重要性已被人们所认识。商鞅变法十分重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发展,他在法令中明文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小小 力本业耕织,粟帛多者复其身。”[1]显然,他用经济的手段促使大家 庭分户,建立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以调动每个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

商鞅把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称为本业,指出“凡将立国”“事本不可不搏”,“事本搏,则民喜农而乐战”[2]。这就把耕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提到了“立国”的根 本的高度。为什么农业如此重要呢?首先他认为农业是财政收入的源泉,只有发展农业,才能使国家“入多”,“入多”才能国富。其次,他认为农业可以为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保证战争的胜利,否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恃”。前者是从农业能创造出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着眼的,后者则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立论的。其根本目的是富民、强国。

商鞅认为重农业须“禁末”。他的变法令规定:“眀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3]。虽然他指的末业只限于 “雕文刻镂”和“锦绣纂 组”的高级奢侈品,实际上他的“禁末”思想也包含了抑制商业及商人的内容。他提出的“ 重关市之赋”“商无得粜”和“农逸而商劳”[4]等,都包含着抑制商业 及商人的因素。应该看到,“重农抑商”政策对稳定并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保持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适当的比例关系,防止商贾高利贷者兼并土地,促进农业发展,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形式,以致使家庭手工业外的其他手工业,受到不应有的歧视,也使商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个政策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又加深了自给自足性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封闭性,抑制了刚刚萌发的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好则因重视农户内的手工业发展弥补了抑商带来的损失。即是如此也不可避免地妨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抑末”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随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发展,商品交换及其商业也大大地发展起来。


(二)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每次重大改革都会涉及土地问题。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土地王室所有制度。当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土地所有者,他是依附于土地的广大农奴和自由民的主人。周天子按照封建等级制原则把疆域之内的土地分封给他的子弟、亲戚、功臣,为诸侯。诸侯把封区之中的土地,以同样的方式封给自己的卿、大夫、士。天子拥有土地所有权,诸侯和卿大夫、士拥有不同程度的土地占有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反抗,土地分封制逐渐演变为“井田制”。井田制虽有公田、私田之分,但仍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商鞅变法颁布了“废井田,开阡陌”的法令,打破了秦孝公以前分封给宗室贵族、世袭大臣的采邑之间的界限,没收他们的采邑,剥夺他们手中的土地所有权,开辟田间道路为良田,承认农户新开土地为己所有,按各人所占土地面积定赋税,允许土地买卖。所以,汉董仲舒认 为“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耕地买卖关系的出现,虽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但瓦解了宗室的公田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变领主为地主。从此以后,无军功的宗室,一概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各依等级占有田宅臣妾,许多无军功的贵族失去了特权,即使有功的宗室也失去了原有的特权。

土地私有制确立之后,不仅出现了领主变地主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小农由国家佃农转变为自耕农。自耕农因而成为秦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他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和基本生产资料,身份与经营均较以前的爱田农民有更多的自由,产品也更多,交换水平有很大提高。秦国当时和后来经济的高度发达,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土地私有制决定了秦国社会独特的阶级、经济和政治结构及其社会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没有土地制度的改革,秦国就不会很快地发展起来。


(三)强化法治

社会实践产生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反过来又指导社会实践。变法运动是春秋以来社会变革的实践。这种社会实践需要而且必然产生指导它的社会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先秦法家学派的理论。这个学派的倡导者和追随者,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竭力主张制定并公开颁行成文法,主张以法治国。在变法实践中,商鞅把法治理论发展为成熟的理论,并在秦国付诸实践,获得了富国强兵的统一战争的胜利,使秦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商鞅变法中公开颁行的法律,既有法治方面的法律,又有富国方面的法律,还有强兵方面的法律,这与其规定的法治、富国、强兵等项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关于法治方面的法律有《刑律》和《什伍连坐法》。早在秦献公进行社会改革时,就宣布过“为户籍相伍” [5]的法令,它在确立户口制度的同时,还按五户为伍的原则把居民强行组织起来。商鞅在这个基础上,赋于同伍的人有连带的刑事责任,从而制定了《什伍连坐法》。关于富国的法律,商鞅把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贵族的政策、愚民政策加以法律化,都在《垦草令》中予以规范。同时商鞅又颁行了《分户令》,以法律的力量把为数众多的大家庭分成小家庭,以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关于强兵法律,主要是《军爵律》,规定各级爵位占有田宅、臣妾奴婢的数量和衣服的等次。为激励民众的积极性,还制定了一套爵制,用以奖励有功者,特别是有军功者。故这套爵制又被称作“军功爵”。

变法使秦人普遍树立了较强的法令意识。商鞅等法家视法令为“民之令”“治之本” [6]。出于“明法”的需要,秦从中央到地方均置法官法吏,负责核对和解释法 令,对民众进行法令教育,使法律观念深入人心。史载变法后“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 。在中国历史上,像秦人这样具有强烈的法令意识者,实属罕见。加上商鞅执法无私无畏, “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⑦,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法令的公正性,使“ 法大用”,“秦人治”[8]。

商鞅变法,在秦建立了比较严格的法制。以后又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特别是经过惠文王、昭王的努力,使秦不仅有比较完善的刑律,而且也逐步地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使各级官吏和百姓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秦始皇继承了秦的法治传统,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又提出全面实行法治原则。不但在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罪犯和解决民事纠纷方面,而且在管理军事、外交、社会治安、司法、交通、劳务、文化教育、手工业、商业、外贸、货币和物资等方面都实行法治,即所谓“事皆决于法”。

法制建设与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密切,犹鱼之于水,不能断然分之,若仅有体制改革而无法制建设与之相应,其必行之不远而枯竭。商君变法对后世的影响,封建体制之形成与发展均得之于商君之法制建设。秦的以法治国,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历史借鉴作用。


二、商鞅变法的成就及其意义

商鞅在秦国掌权二十余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较为彻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后,商鞅虽然遭车裂,但新法未变,最终实现了秦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


(一)经济繁荣,兵力强大

商鞅两次变法破坏了领主的宗族制度,也限制了地主的家族制度,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国家。由于新法鼓励农耕,使秦国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说:“秦国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不穷乏)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农村)邑(城市)大治,秦成为第一大强国”。同时,由于推崇战功,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推动了商品交换。县制、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等的推行,虽有压制人民的一面,但给民众带来某种安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富国强兵。


(二)天下人才汇集于秦

由于商鞅变法,秦国强大,经济繁荣,天下济世之才广集到秦。秦惠文王到秦昭王期间,出现了吸收和使用外国人才的高潮,特别是出现了以客入仕的高潮,即吸收、使用外国人才,让其入仕为官。具体表现在:1高级官员多由外国人才充任。比如武王、昭王两代先后为相者13人,其中12人非秦人。2形成了一套吸收、使用外国人才的制度即客卿制度。就是把由客入仕分为两步,第一步由客拜客卿,第二步由客卿再拜卿相,使人才的储备、考察、使用趋于完善。

客卿制度不仅使天下人才汇集于秦,而且造就了清明吏治。著名思想家荀况对此描写说, “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眓”,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朋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怡然如无治者”。[9]显然可以看出,由于实行客卿制度使秦吏治清明廉洁而富有生气。


(三)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增强

商鞅变法除了取得了经济、政治、法治方面的成就外,对外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领土也有了很大扩张,国力进一步增加,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落后被动的局面。

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长期“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局面,提高了秦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同时由于商鞅变法奖励力耕力战,经济发展,兵力增强,对外作战连连取得胜利。公元前330年—前329年秦连胜魏军,黄河以西的地区全部归秦所有 ,前318年击退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军于函谷关,前316年灭巴、蜀、汉中、宛、郢、上郡、河东(山西西南部)、太原、上党等郡。函谷关外有荥阳及周国旧地,地势险固,宜于守御又宜于出击,被称为天府雄国。秦所之地关中,土地肥沃,关阵渠造成后,溉田四万余亩,农产更加丰富。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又造都江堰,开辟稻田,大兴水利,蜀地沃野千里,无水旱灾,富饶无比。秦拥有这两个农业区,再加上巴蜀出铜铁、木材,西北戎狄地区出牛马,资源丰富,可谓富足也。正如《汉书·食货志》说“关中土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三,财富却占十分之六”。

总之,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10]的新秦国,出现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对以后中国 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商鞅变法对当代改革的启示

商鞅变法距今已有两千几百年的历史,但对当代改革仍有启迪作用:


(一)只有坚持走改革之路,才会有光明前程

改革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商鞅变法精兵强国,报一腔爱国热情;当代改革任重道远,再书古人之伟志宏图。两者共同说明,走改革之路才会使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商鞅变法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改革运动,改革力度之深,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和自觉性最高的社会改革运动,而且进行得比较彻底,使秦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奠定了富国、强兵和统一全国的基础。

商鞅的改革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当代中国的改革无比正确,虽然两者面对的时代不同, 改革的内容不一样,但改革焕发出的能量是相同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就进行了改革,首先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买办资本,然后将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1979年起又进行了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为主的当代最大的改革运动。这个改革可以说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在改革进行的20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7345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79元上升到6079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265亿元上升到26843 亿元。改革使当代中国重新走上了富强之道。

无论商鞅变法,还是当代改革,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是因为它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生产力是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它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与原来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时就得调整或改革生产关系,否则,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断地由适应到矛盾,所以改革就不断进行,使生产关系及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商鞅变法和当代改革正是顺应这个规律的需要,才取得了这样的伟大成就。


(二)改革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改革才会取得成功

任何一次真正的社会改革,不遇 到这种或那种阻力和反对,是不可能的。商鞅变法的矛头,明白无误地指向宗室贵族和世袭大臣,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剥夺他们的各种特权,必然受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甚至他们怂恿太子犯法借以破坏这次变法运动。此外,这次变法也傍及所谓“戎翟之教”等落后习俗,也受到更广泛的抵制和反对。然而,商鞅却坚持他公开颁行的法令,对于敢于违犯新法的,坚决依法给予处罚,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层层阻力,将新法推行到底,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报复商鞅,告其谋反,商鞅被杀,又车裂以循,并族灭 其家。商鞅赤胆忠心,最终劫难难逃。由于变法各项措施代表了秦国新兴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尽管商鞅变法得罪王室亲信惨遭非命,但他为秦国制定并付诸实行的一整套新法,却并没有因他本人的死去而废止。这个事实说明,改革要付出代价,最重要的是坚持。

当代中国改革比商鞅变法要广泛深刻得多,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变革,它涉及经济社会关系的组合和各阶层利益的调整,同样会遇到旧势力和旧观念的抵抗,有些人也会付出沉重代价,在改革的进程中也出现过险阻。不过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改革措施,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也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改革尚未完成,当前进入攻坚阶段,仍需努力,坚持不懈。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光辉灿烂的前景。商鞅实行的改革,是秦统一大业的前奏,当代中国改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我们要锐意进取,坚持改革,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


(三)改革必须以法治为辅

商鞅变法所以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化法治。他把变法中行之有效的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强制贯彻,或者通过制定法律改变旧有的经济关系和某些阶层的特权,保证变法有效地进行,并巩固它取得的成果。如果不以法治,而以人治,那 么随着统治者的变化,变法就有可能终止或废弃。商鞅虽死,其法未废,改革仍在延续,就是由于法律保障的缘故。今天的改革虽不同于商鞅的改革,但是,离开法律的保障照样是不行的。改革以来,已制定了许多法律,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但是,今后的改革仍很艰巨,还必须强化法治,否则改革将会遇到更大困难。


(四)改革必须广纳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商鞅变法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纳人 才,使天下人才云集于秦,为秦所用。张仪、范睢等天下著名人才为秦效力,使商鞅变法的效果更加突出。今天的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步进行。改革促进现代化建设,而现代化建设又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中间特别需要各类人才为其努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改革,面对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更需要众多的高级的人才为其服务,否则,改革难以深入进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广纳人才、尊重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是搞好改革必不可少的。


注释:


[1][3]《史记·商君列传》。

[2]《商君书·壹言》。

[4]《商君书·垦令》。

[5]《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附《秦记》。

[6]《商君书·定分》。

[7]《战国策》卷3《秦策一》。

[8]《史记》卷5《秦本纪》。

[9]《荀子·强国》。

[10]《史记》卷87《李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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