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危机都是以它们的起因命名，如1994/5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8的亚洲金融危机。既然没有人会对最近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谁提出质疑，它也名正言顺地应该被称为：西方金融危机。危机命名上的讳疾忌医，反映了美国和欧洲为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改弦易辙但却无力面对的困境。西方领导人对于外界对其看法的茫然无知令人震惊，尤其使世界其他地方感到担忧，特别是亚洲。

　　亚洲决策者在危机前对西方决策者言听计从。我们假设西方对金融和经济最清楚不过。美国和西方犯下巨大错误后，这种遵从被不安取代了。西方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亚洲人过于客气了。有时候，必须有像我这样相对比较无礼的亚洲人，来表达亚洲的真正感受。 幸好，其他人也开始直言了。印度储备银行前副行长拉凯什莫汉（Rakesh Mohan）便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大力批评美国银行和监管者，他说：“当我们的导师并不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为自己考虑”。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提到美国金融改革时说：“人死了，医生才来”。

　　这样的观点现在普遍得到整个亚洲的认同。事实上，若泰国和印尼人不是来自天生有礼的社会，他们会对美国和欧洲说：“现在轮到你们吞下曾为我们开的同一帖苦口良药：别再寅吃卯粮了。” 亚洲关心的是，如果美国和欧洲都没有作出根本的调整，世界很快将面对困境。美国缩紧腰带将为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消费和进口将减少。但无痛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只有在美国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的情况下，亚洲才能期望更可持续的未来。

　　相比之下，一个继续犯错，希望以量化宽松来复苏其经济的美国，会给全球制造巨大的不稳定。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 ）便写道：“欧元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多层面上皆不协调，很难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什么是必要的措施呢？在国内，美国需要削减开支和提高税收，不管政治难度有多大。欧洲必须解决其有缺陷的货币联盟的问题——全面改革其援助基金，和重新架构德国在后马斯特里赫特时代（post-Maastricht）与欧洲外围国家达成的“全盘交易”（grand bargain），是必要的开始。在国际上，亚洲需要美国和欧盟在协调金融监管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近期G20主要经济体会议的失败，显示美欧仍不愿做出牺牲。下一次，它们必须证明它们能够推出力度足够，及在国际上一致的监管改革，来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它们自身的利益。

　　美国和欧洲可以再次帮助塑造世界。但它们不应把注意力放在代罪羔羊，比如中国人民币。是的，人民币需要重新估值。但即便人民币升值20%，也不会改变美欧的命运，只有根本的内部改革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最根本的，是我们必须中止美欧是全球主宰的伪装。它们必须学会分享权力。这意味着具体的改革，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我们还需要西方改变态度，接受亚洲为平等伙伴。只有通过这些改革，多哈回合、气候变化谈判或货币协调才会有成果。让许多亚洲人真正感到担心的，是西方领导人仍不愿告诉他们的人民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世界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国家过去指示其他国家必须作出调整，而它们现在也必须经历调整的痛苦。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马凯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