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3月6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前往白宫，晋见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建议退还部分庚款给清朝，用来开办和津贴中国学校。这个事件，被国人放大和讹传，认为是西方列强向清朝和中华民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肇始，因此明恩溥成了退还庚款的一号功臣。
实际上，明恩溥既不是最先设计退款的人，也不是美国退款动议中最具决定作用的人。他的确很认真，很努力，作用也很大，但却不是最初的和至关重要的动力。因此，101年前的3月6日，明恩溥进谏美国总统，对后世中国财政和教育十分重要，但却并非像国人想象得那么至关紧要。
明恩溥与中国
明恩溥1845年出生在美国，是公理会会长的儿子，19岁参加内战，做步兵，战争结束后，先后在4所高校读书，成为博学之士。1872年，明恩溥27岁，作为美国外事委员会成员，偕新婚妻子来华，先在天津，不久调至山东枣庄，传教、扶贫、救灾。35岁以后，明恩溥在恩县庞家庄定居，向农民传教、发放医药、提供教育，在乡村生活了20年。
从1872年到1926年，明恩溥在中国工作了54年，经历过庚子拳乱的生死考验，对中国社会、文化、乡村生活了如指掌。他笔耕不辍，写下9卷本文集，卷卷与中国相关，把中国清晰而生动地介绍给了世界。其中，最为中国文人熟悉的是《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年）、《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1899年）、《中国的崛起》（The Uplift of China，1907年），这3本书译为多种文字，流传于世。
1926年，明恩溥81岁，退休回国，住在加州堂兄家，堂兄夫妇计划在朝圣地建造一座纪念馆，彰显明恩溥对传教事业的贡献。但第2年，堂兄去世了，明恩溥便负担了建筑费，用以纪念堂兄，并用嫂子的名字命名，叫“米瑞特纪念馆”。在它北面，是玛丽·波特馆。玛丽·波特也是传教士，同样在中国度过了半个世纪光阴。1930年，米瑞特纪念馆落成，明恩溥和嫂子一家人住在里面，走完了人生中最后一段路。
1932年，明恩溥病逝，享年87岁。
对于明恩溥游说老罗斯福退还庚款的动力，中国人不能完全理解，较大的疑问是，明恩溥是否真爱中国。如果爱，为什么他的书里充满对中国的批评，为什么他会呼吁并积极参与对义和团作战。但如果不爱，他为什么会在庚子赔款已成定局之后，万里迢迢，跑回美国，去劝说总统退还其中多受的部分。
至于明恩溥的著作应该如何写中国，中国人希望其下笔尽写中国好，否则不足以说明他真的热爱中国。这种想法，十分狭隘，不足为道。实际上，明恩溥并非“批评”中国，他是在“介绍”中国，既然是“介绍”，必然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何况我们中国人是谦逊的，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没有缺点。而明恩溥，一生五分之三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不可能对中国没有感情，这种感情也许并不完全表现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但其中看得出珍重和怜惜。
近来，中国坊间有一股舆论逆流，谁夸中国没有缺点，谁便是民族英雄，谁要是说了哪怕一点点中国的不是，立即被疑为汉奸或垃圾。所以鲁迅探讨国民性，爱民族，却痛骂民族缺陷，希望改过自新，于是连鲁迅是否爱国也遭到了质疑。殊不知，鲁迅留日期间探讨国民性，实是受美国人明恩溥的影响，好在明恩溥在中国不算出名，否则必有人说，是他带坏了鲁迅，他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家和文化间谍，如果不是，他何以恶毒污蔑中国人缺乏诚信和公共精神，说中国人喜欢乱占道路，对残障、精神病、遇难者、陌路人、妇孺、以至牲畜缺乏同情心，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他还说中国人藐视洋人，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
但是静下来想一想，明恩溥100多年前批评国人的这些现象，现在哪一天不在报端反复重现着？他说中国人的仪式里究竟有多少真情实感，实在难说，我们可以想一想全球祭孔，其中多少是为了继承和消化孔丘精神，多少是在做表面文章？
实际上，没有一种热爱不带有批评，否则只能称之为“崇拜”。
在明恩溥笔下，中国人的优点比比皆是，比如生命力顽强，恪守礼节，遇事忍耐。最关键的是，对一方土地真正的爱，不是只说好，而是能保持公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的继承，不好的改正，明天才能变得更好。《中国人的特性》就是这样一部公正的著作，它不仅是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书，而且对后世中国学者影响至深，开创了中国国民性研究的先河。鲁迅21岁在日本时读到这部著作的日译本，从此开始揭示和改造中国国民性。直到临终前14天，他还在向国人推荐此书，希望把它翻译成汉文，让国人照照镜子，认识自己。
最近有声音说，鲁迅对民族劣根性深恶痛绝，绝不护短，是中了洋教士的毒。这种见解，何其狭隘，是糟蹋了对中国有真爱的人。真爱是必须批评的，无价值的爱，才只有表扬。这种真爱以及明恩溥深远的影响，我们在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和诺奖得主赛珍珠的处女作《东风·西风》中，可以深刻体会到。这就是爱，是一种公允之爱。至于后世国人出于各种目的，把《中国人的特性》分别译为《典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德行》、《中国人的素质》、《文明与陋习》，那是后人的事，与明恩溥无关。
关于明恩溥在庚子年的作为，刻意抬高他退款作用的国人和恶语指控他镇压义和团的国人，尚未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考量，如果联在一起，明恩溥怜惜中国之说会大打折扣。实际的情况是，1900年5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去美国游说，呼吁出兵保卫使馆，他随身携带的正是明恩溥呼吁镇压义和团的报告。6月初，义和团越过河北，进入京城，2000多名传教士逃入使馆避难，3400人躲进天主教北堂。这些人，大多数是中国天主教徒，一半以上是女人和女孩子。他们挖战壕，修筑防御工事，等待八国使馆卫队救援。明恩溥在《中国在动乱中》记述，8 日，他自己率领70多名美国人和数百中国教徒，从通州进京，住在孝顺胡同美以美会。9 日，何尔上尉率陆战队担负保卫，“把中国人编排起来，从事劳动，并给予军事操练以及参与其他与大家有关的事务。整个教会范围，均由传教士和中国人巡逻，比较重要的岗位留给陆战队……在美以美会所控制的长方形地区之内，有15到20户非基督徒家庭……我们奉武官和公使的命令，让这些住户搬走。胡同两头儿设了障碍栅，布置了严密的监视哨……凡认为敌人可能越墙的地方，都设了带剌的铁丝网。各院子的石板、瓦，都用来修了交叉的防御工事，防栅后挖了很深的战壕……我们把那座砖瓦造成的大礼拜堂改造成了一座堡垒，用木框和马口铁将门加固，窗子用砖石堵塞，留下了枪眼”。不久，明恩溥和丁韪良搬进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巡逻和作战。
基于这些记述，明恩溥本该是中国的敌人，他去游说退款，一定是流着腭鱼泪，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是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解释不清他对中国是爱是恨，两者实在矛盾。其实，解析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义和团在明恩溥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
对于当代中国人，义和团是反帝组织，可歌可泣，但在明恩溥那里，是蒙昧和残忍。他理解中国人仇视洋人的思想基础和民族情绪，但却坚决反对义和团的排外理论和暴力，认为他们以先进力量为敌，靠迷信和谣言生存。换言之，当代中国人认为义和团在救中国，明恩溥却认为义和团是在亡中国。于是，早在义和团在山东起事，明恩溥便极力主张镇压。他甚至向各国公使提交备忘录，指责山东巡抚毓贤“明知义和拳在本省存在，规模庞大，声势汹汹；也知这种结社完全违反王法，本朝历来悬为厉禁，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镇压”，所以他认为“对于数月以来，席卷山东大部分的这个极端复杂的破坏性风暴，毓贤是负有责任的……应当坚持毓贤革职，并将载明‘永不叙用’的上谕在《京报》上发表……列强也当注意使这一处分贯彻到底”。1900年2 月6 日，明恩溥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新闻通讯，预言“除非很快地采取行动加以制止，这个声势浩大而危险的运动必将使每一个外国人从这个帝国驱逐出去”。17日，他在《字林西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说，“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像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明恩溥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义和团的许多行为的确有懈可击。
随便举一个例子，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达到颠峰，恰好一场大旱席卷华北，中国人和传教士都感到焦虑不安，迫切盼望降雨。不过，传教士的焦虑和中国人的焦虑截然不同，传教士最担心的不是饿死，而是饥饿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正在风传是洋人造成的干旱，这便是义和团放出的口风，他们借天旱杀洋人。5月，天津城已听得见小孩子满街喊，“洋鬼子来啦，天不下雨”。在河北保定，传教士Horace Pitkin在6月2日写日记说，“上帝赐我们雨吧！那会暂时地平息一下事态……我们朝不保夕”。30日和7月1日，保定府先后杀了15个传教士，天终于下雨了，这碰巧印证了义和团的粗暴判断。6月25日，传教士Rowena Bird在山西写日记说，“这是一个极度痛苦难熬的时期，饥饿威胁着人们，干旱炎热的天气使瘟疫流行，义和团的成员威胁着抢劫杀人、杀传教士和教民……形势变得越来越糟，如果再不下雨，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此时，山西关于传教士有神力，能阻挠下雨的谣言四下流传，中国人认为传教士站在屋顶上，使了气力，扇走了云彩，天才不下雨的。这个过程中，义和团一直给中国人指点平息仙怒、恢复大自然秩序的办法，所以2月的华北，到处是“洋教闹中原，佛祖受欺压，圣贤亦蒙羞。佛法五常不再尊，天地一怒止住雨，八百万神兵下天庭，除尽洋教送甘霖”的揭贴，其中流传最广的揭贴是：“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把自然灾害和饥馑归咎于某个集团的不当行为，千年来，一直贯穿在大多数民族的思维中，中国人也不例外，20世纪前后，当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上屡屡受挫，义和团振臂一呼，说旱灾是洋教所为，自然会有群众基础。但是，明恩溥受过现代教育，他无法认同歪理邪说，认为这种做法只会给中国带来混乱和灾难。
北京陷入动乱之后，55岁的明恩溥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继续记录他的观察。6月15日，明恩溥写道：“昨天一整天，四面八方火光冲天，到处充满浓烟，这是义和团经常用来对付我们的最危险最有效的武器。”义和团武器落后，所以火攻是最经济实用的作战手段，而世纪之交的京津民房和店铺十分拥挤，只要烧起来便难以控制，每每酿成毁市之灾。义和团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店，连带烧毁了1400多间商铺，烧了3天3夜，繁华的前门大街几乎化为瓦砾。l0月27 日，明恩溥在民意调查杂志《展望》上发表《对北京的惩罚》，记述义和团对北京的毁坏和八国使馆卫队进京镇压的必要。不久，明恩溥出版《骚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1901年），其中阐述义和团肢解俘虏和尸体之后还要烧掉，说是因为义和团相信，基督徒死后第3天可以复活，“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因此他们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残忍。明恩溥分析说，中国人认为义和团有超自然能力，基督徒认为义和团是魔鬼撒旦，这都不对，义和团不过是一批靠造谣和自吹自擂而扰乱了中国秩序的人，因此镇压他们，是为了救中国。这便很好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呼吁和积极参与镇压义和团的人，竟会在义和团失败而清朝赔款定案之后漂洋过海，不辞辛苦地回国劝说总统退款，因为他认为，镇压义和团和美国退还庚款同样是对中国有利的。
于是1906年3月6日，61岁的明恩溥前往白宫，晋见老罗斯福，建议退还部分庚款，开办和津贴中国学校，理由是，“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当然，美国人毕竟是美国人，帮中国说话的时候依然忘不了美国利益，至少这是打动总统的一种有力说辞，为此他解释说，“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
退款动议，既非明恩溥，也非驻美公使梁诚
李敖在清华演讲，说梁诚发现美国浮报赔款数额，于是提出退还超额款目，后来建了清华大学。此语一出，立遭少数史家批评，指出最先提出退还庚款的不是梁诚。
史家的批评是对的，这里需要补充说，梁诚不是动议者，明恩溥也不是，真正的动议者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Hay John）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海·约翰曾是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具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平等精神。早在议定《辛丑和约》和庚子赔款的时候，海·约翰先是阻止欧洲列强以瓜分清朝领土代替货币支付，继而反对索要过重赔款。1901年5月28日，海·约翰给柔克义发电报，说总赔45000万两白银数目太大，“会给中国造成灾难”，他指示柔克义，“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以图减少。遗憾的是，海牙仲裁法庭支持欧洲七国。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签署《辛丑和约》，第六款议定，清朝赔付14国军费和损失费本息合计98223万两白银，按条约办法和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自1902年起，1940年止，分39年还清，以海关、常关、盐政进项作抵押。98223万两白银的本金是45000万两，当时清朝人口是45000万人，等于每人摊派1两白银，这便是超过此前所有战争赔款总和的“庚子赔款”，是难以想象的沉重负担。
在庚款总额中，美国的份额是3294万两，折合当时的美金是2444万元。
但份额定了，到底是用黄金赔，还是用白银赔，和约并未规定。1904年之前，清朝每年用白银赔偿各国，此后发生异议，有的国家提出必须用黄金赔，因为金贵银贱。美国原本同情中国，独倡白银支付，但这一年也变了。为此，梁诚与海·约翰谋面，谋求解决办法。梁诚的意思是，中美用金用银，相差无几，但如果美国仍然用银，将来别国尚有转机，如果一并用金，以后就难以翻案了，而况“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海·约翰沉默片刻，竟告诉梁诚，根据美国精确计算，连同军费在内，清朝应赔款是1165万美元，但却赔了2444万，多出1279万，扣除各项费用和已发行的债券利息，净余1079万美元。
这个史实说明：第一，海·约翰早已计算出赔款虚报，并非李敖说的由梁诚发现，梁诚作为清朝外交使节，不可能计算出美国军费和财政机密；第二，美国的庚款多余部分是实赔部分的44.1%，并非李敖说的“两倍半”；第三，梁诚至此仍未提出退还多余庚款的设想，是海·约翰在削减庚款总额的外交斡旋失败后，主动考虑到率先由美国单独退还庚款超额部分，促使其他列强转变态度。
早在1904年12月6日，海·约翰已指示柔克义，草拟退还部分庚款的备忘录给国会，备忘录有如下文字——
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以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和我们以前也有过向中国退还多余部分赔款的政策，特向国会提出庚款对中国是否存在不公正问题是我的职责，退还部分庚款对减轻中国沉重的债务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一建议获得国会批准，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
海·约翰命令柔克义草拟这份文件在前，会见梁诚在后，是1905年元月，此时透露给梁诚庚款虚报过多，实际是暗示梁诚，美国无法独延白银赔付，但可以在庚款多余部分做做文章。海·约翰明确答应梁诚，鉴于清朝已答应其他列强以金代银，美国理应同等享受，但为缓解还金带给清朝财政的负担，美国可以退还庚款多余部分。
这是海·约翰首次向梁诚透露退还庚款多余部分的打算，因此梁诚元月19日发电报给清朝外务部，其中有如下细节记述——
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海云贵大臣所言确有主理，自当极力代谋，惟总统甫得蝉联，举动不宜过骤。
诚查各国还金既有成议，美国断不肯独自收银而故作矫同……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约计将来减收之数，较还金亏耗必可相抵有余。
诚当随时运动，遇便催办，务期早日议行，免致事久生变。
梁诚的电报稿清楚地证明，他是在得到海·约翰告之“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后，才因势利导趁风收帆的。实际上，能敏锐利用局势，的确是梁诚在退还庚款上的功劳，只是他并非动议者。
1905年5月13日，柔克义向梁诚探询，清朝对美国退款做何打算，将做何用，以便他的总统向国会提出议案。会谈后，梁诚急忙致电清朝外务部——
连日与柔及署外部等商榷办法。柔言：总统以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经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诚答以交还不应得之赔款，贵国义声足孚遐迩，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柔谓总统并非有心干预，特欲略知贵国宗旨，以便措词请求议院耳。诚惟今日列强环伺，若不觇我措施，定其应付，不有非常举动，无由戢彼奸谋。今美总统所言，无论是否有心干涉，均应预为之地，庶免为彼所持，尤应明正其词，庶彼为我必折，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至竟归他人掌握矣。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且按年赔款，各省摊定此二千二百万元者，合则见多，分则见少，即使如数归还民间，未必获益，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耶！诚衡量轻重，若善于此。
梁诚希望外务部迅速酌裁，赐以训示，以便相机照会美国外交部，争取在秋天美国召开会议时交议，早日告成此事。
让梁诚倍感受挫的是，29日，海·约翰任内病逝。好在柔克义新任美国驻华公使，7月12日，他给老罗斯福写信，谈起庚款：“在过去的几年里，海·约翰经常与我说起这件事，每次他都最后这样表达他的意见：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履行公正。但这件事在国务院中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是在海·约翰和我之间一再讨论，因此，提请您关心这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对海约翰的纪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够决定以某种方式完成这一愿望。”
紧接着，中美又突发了一系列纠纷——粤汉铁路收回、全国性抵制美货风潮、广东连州教案——致使退还庚款交涉停滞不前。8月22日，老罗斯福写信给柔克义，表示无论在移民问题上，还是在退还庚款问题上，他比任何一位总统更愿意公正对待华人，但他又明确表示，最近清朝的表现使他无法向国会提交退还庚款的议案，国会不会同意。11月16日，老罗斯福接见丁韪良，再次表示，“中国目前发生的抵制美货和杀害传教士事件，使退还庚子赔款不可能，至少目前无法向国会提出”。
就在这个停滞期，两位大学者出现了，他们打破了僵局。首先是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旧话重提，然后是明恩溥推波助澜，致使庚款交涉再次启动，及至圆满。
1906年年初，在北洋大臣袁世凯打压下，抵制美货风潮迅速平息。在这个背景下，詹姆斯校长呈交《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给老罗斯福，称：“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他敦促总统和美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造就一批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领袖，“如果美国在30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在知识上和精神上对中国领袖的支配，以最精巧和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了……我们可以不接受中国劳工，但我们可以宽待中国学生，把我们的教育设施提供给他们”。
3月6日，远渡重洋而归的明恩溥走进白宫，游说总统，呼吁用庚款退还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华学校。他送给老罗斯福一本《中国人的特性》，并预言说：“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此外，明恩溥还建议，建立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为落后的中国提供现代医疗服务。
10天后，老罗斯福告诉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很有意思，加深了他对中国的了解。正在这个时候，清朝颁布保护洋人上谕，这使老罗斯福对退款态度最终转暖。4月3日，老罗斯福给明恩溥写信说，“我之所以一直怀疑是否要将赔款用于你所提的建议，这仅仅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是否会把它看作一个软弱的行动而犹豫不决”，但此刻他承诺，只要不发生重大不利事件，他将采取行动，通过行政法案和与著名高校的共同努力，争取国会通过退款决议，日后由新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全权处理此事。
1907年，明恩溥的《今日中美》(China and America To-day : A study of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在纽约出版，他在书中重申，退还庚款的目的，是让中国知识分子尽可能来美留学，“避免未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拳乱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
经由明恩溥的大声疾呼，退还庚款给清朝，已成为美国朝野的主流意思。
6月15日，罗脱特意在梁诚即将卸任前致函清朝，正式宣布，老罗斯福将在下次国会开会期间要求授权修改与中国签订的赔款协议，豁免和取消部分庚款。罗脱告诉梁诚：“从赔款一开始，本政府就有此意向，即在适当时候，当所有申诉均已提出，所有开支均尽可能查清之后，原来估计的数字以及赔款支付总数应予修正，并作为与中国真诚友好的一个证明，自愿免除超出中国应向美国和公民赔偿之外的那部分赔款的法律义务。”
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想到退款的，正是已经作古的海·约翰。
12月3日，老罗斯福致国会年度谘文，其中一节论及庚款善后，请求授权“重订同中国规定1900年赔款的协定，借以豁免并取消为中国规定的超过11655492.69美元（利息为4%）的那部分赔款的支付义务”。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应在中国人的教育方面给予十分实际的帮助，以便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逐渐适应现代形势。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鼓励中国学生来我们这个国家，吸引他们在我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就学。”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批准29号决议，豁免中国部分赔款。
10月31日，柔克义与清朝外务部拟定《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就留美学生选拔、专业、管理达成初步意见。12月28日，老罗斯福签署法令，将1079万美元退还清朝。31日，罗脱致函柔克义和新任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转呈国会联合决议并由总统签署的法令，指示退款从1909年元旦执行。
庚子赔款的退还、延付、停付、清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法比葡组成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劝说中国参战，段祺瑞讨价还价，趁机提出缓付庚款，协约国最终同意延缓5年赔付，免息。于是段祺瑞参战，当即停付德国赔款，后来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第128款明确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庚款从此终止。而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赔款。
俄国是协约国，先是允许中国缓付，1924年中俄签署《中俄协定》，除偿付中国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之外，余数全部用于中国教育，由中苏派员合组“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完成最终的停付。
同样是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庚款用于留美学生，是谓二次退款，它同时提议，其他收到庚子赔款的国家也能这样做。于是1925年比利时退还庚款，75%用于铁路建设，25%用于教育和慈善。1926年，英、法、荷兰退款，荷兰指定65%用于水利，35%用于文化。1933年，意大利退款。
对于日本退还庚款的情况，许多人认为其分文未还，这是错误信息。事实上，从1923年开始，日本用庚款资助过中国文化事业，比如中国山水画研究和《四库全书》续修，其次还用于留日学生补助，三是用于日本在华学术机构和中日文化交流。只不过1936年以后，庚款全部用于侵华。但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庚款停付。
1943年，中华民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庚款全部停付。
总之，由于美国退还庚款超额部分，再加上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中国实际支付的赔款额未及《辛丑和约》规定的98223万白银，实际赔付了它的58.11％。那么，谁是退还庚款的关键人物呢，通过史料分析，首先应该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其次是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最后才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的确功不可没，但他只代表民间声音，做了很棒的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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