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废弃儒学中介，直面中华传统文化
有个阿拉伯骆驼的故事，曾入选中学英语课本。说的是一位旅人骑一匹骆驼，夜晚露宿，骆驼在帐篷外，先是伸进一只鼻子，后来，整个身子进来了，后来，它把主人赶出去了。
儒学在叔孙通手里，借用刘邦的汉宫平台，第一回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其身份、作用，是纯粹工具性的，跟一台戏班子并没有太大不同。随后，儒学渐渐展现它的政治潜能和天赋，由工具向实体进化，坐稳了在皇宫的嘉宾席，成为固定不变的嘉宾兼主持人。随着儒学本体性的确立、强化、固化，儒学理所当然地成为皇家社稷——也就是现在某些人眼里的中国——文化认识、鉴别的底本校正器。
从此，儒学，拥有了早年那帮一母同出兄弟难以望其项背的特殊身份，——中华文化唯一垄断代理商和经销商。
这是个中介性的角色。
一切文明体的出现、建立、存续，都是中介性的——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这些文明体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诸如政权，国家，城市，宗教组织，企业联盟，军事团体，形形色色实体化的意识形态，包括爱情婚姻家庭。人们出于安全、效率、便利、享受、发展、理想，创立、维系它们，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它们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积累，又构成制约、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服务于人类，或者说，造福于人类，本应是这些文明体的天职所在，是一切文明体正当性的根源。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已涌现大量以下思想话语：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 庄公三十二年》）
宋司马子鱼：祭祀以为人也。（《左传 僖公十九年》）
邾子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 文公十三年》）
…………
清清楚楚表明了文明体与人之间，应当而正常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秦汉以后，以超强的暴力方式，被彻头彻尾地颠覆，首脚倒置了。
那头阿拉伯骆驼，本来只是服务旅人的座骑、脚力，却以一种精细、阴险的智慧，一点一滴实现了主仆异位。
儒学，也像是这头阿拉伯的骆驼，至今，依然占据着中华文化的帐篷，像个衰败却威仪不减的主人。而那真正的主人，倒需要诚惶诚恐，满怀敬畏地接受它的教诲和指引。
这份教诲和指引，却不是免费的午餐。
经济学上有条规则与箴言：交易是需要成本的。文明的形成，文化的创立，同样需要成本；这成本并非仅指物质消耗，还在于抽象价值的牺牲与付出。中国历史上几个短暂繁荣的社会局面，其实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多方面的，至今仍在赎还，并将继续赎还的代价。只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在今天旅人游客的喧闹声中，在啧啧欣赏、赞叹文明遗迹的同时，那曾经付出的代价，血与火与泪的代价，沉默的代价，精神与人性的代价，不知不觉已淡忘如洗。
这其中，儒学与有力焉，享有其成。
到如今，儒学，依然，俨然像是一名园林管理处的管理员（官之一种）；如果我们要想走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苗圃、花径，我们就得在它手上购买门票。似乎我们只有通过它，才能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还记得程氏子弟，章太炎笔下“自尊自大”的伊川程颐，那句沾满山大王唾沫口吻的豪言么：欲趋道，非儒者之学不可！
这就是儒家理学，舍我其谁的自信。
——莫非我们真得借助程颐先生的唾沫，方能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书页？我们非得戴上一副“儒家”牌眼镜，才能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影院，欣赏一幕幕精彩、生动的中华历史文明吗？
我们的回答：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认为，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唯一的巡航路线。
我们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家码头的私货堆栈。
我们也不认为，儒学天然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永久代理商的资格。
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正是儒学自以为是、不知所谓的酸腐、烘臭，阻隔了有心亲近中华传统文化人们的脚步；让人一见，即掉头而走。儒学自身的腐败，溃烂，早已祸及整个一直被它死死纠缠、拽住的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过，死的抓住了活的），使整个中华传统文明阻滞、混茫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陷进了迷茫、痛楚、撕裂的历史沼泽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儒学不死，国学永无复兴之日。儒学，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纠结所在，成为国学复兴的最大障碍。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摈弃儒学中介，废弃儒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垄断控制式认识论（儒学的阴魂不散，全仗于此），以平实、开放、好奇、尊重的心情，直接面对中华文明史，面对一个个生动、真实、丰富多彩的本体存在，重新加以阐释和解读。重新检视，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诗歌、文学、音乐、艺术、宗教，还有种种曾被以各种借口湮没、扼制的民风民俗，发掘它们和我们时代的关联与价值。检讨中华民族因儒学而压抑、丧失的激情与想象力。让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让晏孔孟荀，老墨庄韩，全都恢复他们本真的面孔和精神，焕发出新异动人的光彩。让那些曾经被迫隐姓埋名的人与事，让那些值得我们记忆和纪念的默默无闻之人，重新站到历史的黑板桌前。让屈原到王国维的历史，回复到它们本来的样子；将蒙在中华文明美味汤面上的儒学油垢，一撇而尽。
让被儒学油毡布蒙盖的中华传统文化，让每一个独立、真实的生命体，直接照射在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