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游荡了半年，刚刚回国。没写论文日程上也就没安排发言。借开幕式机会，谈五个感受，是个关于“国际关系”的“咏叹调”。

一

第一个感受，中国明显成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最大赢家”。有五个标志：

1. 强大的金融实力。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十年前号称在“破产边缘”，如今反而轮到“最健全”的西方金融机构破产。风水轮流转，拜金融危机之赐，中国三大银行（工商、建行、中银）市值排名世界前三，交行第十，第四是以香港为基地的汇丰，即HSBC，Hongkong Shanghai Bank of China。因为坚强的金融实力，中石油市值与埃克森-美孚平起平坐，一度还略超。因为坚强的金融实力，美元又看软，我国要把人民币推向世界。这是个战略大手笔。二十年后的2030年，我们大概能看到与美元、欧元平起平坐的人民币。

2. 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影响已经星火燎原。比如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拉美第二大（但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南美洲资源型经济的支柱，也是拉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支柱。在非洲，举个例子，很少有人注意到刚果（金），卡比拉的民主刚果。那儿打了十年内战，死了五百万人，西方的“国际社会”装聋作哑，却来中国周边的缅甸、北朝鲜折腾“人权”。美国今年给刚果三亿美元援助，还不肯免掉当年借给大独裁者蒙博托的巨额债务，可中国承诺给六十亿美元，主要是铁路、公路，医院、学校。而且这还只是中国在当地开矿收益的一小部分。现在非洲一片繁荣，连赤道边上不到二百万人口的加蓬都有大把的中国人在开矿筑路。那里曾是法国的天下，邦戈总统（原法国空军中尉）自1967年执政，今年死了才“下台”，执政四十二年有余。法国所有新老政要都去参加这个大独裁者的葬礼。他把加蓬惊人丰富的矿产资源拱手送给法国和法国政治家，自己的国家贫困依旧。法国在非洲不占道义制高点，炒什么民主人权？中国的非洲政策明显比法国要先进，比欧洲的老殖民国家先进。一番喧嚣之后，欧洲默认了中国在非洲，包括在苏丹的政策。欧盟地位下降，日本经济萎缩，被边缘化了。

3. 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向内需型结构的调整“初战告捷”。为什么说“初战告捷”？外部市场需求一直在萎缩，中国真的是靠内需增长撑住了至少8%的高速增长。人们从议论“世界工厂”开始议论中国要成为“世界市场”。

4. 西方对中国体制原有的批判正在丧失影响力。世界舆论对中国体制的调整适应能力非常震惊，从批判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转为承认中华体制有独到特点，开始承认中华体制的调适和学习能力。

5．美国被迫承认了中国世界“老二”的地位。还是因为金融危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不出意外，二十年后第一大。四十年后是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倍。从三年前提出“利益相关方”（stake holder），到G2, Chimerica（中美国）, 到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到《中国统治世界》成为畅销书，恍如隔世。

二

中国成为经济危机的“最大赢家”引发了我的第二个感受：世界进入了“后极时代”（post-polarity era）。经济危机，奥运和中国在世界范围影响力扩大，俄国入侵格鲁吉亚，朝鲜用半真半假的“核武器”威慑美国，美国开始撤离伊拉克，在阿富汗损兵折将，陷入深度危机。所有这些都在一年内发生。1991年开始的“单极世界”在2008年就结束了，持续了仅仅17年。什么是“后极时代”？大概有四个特征。

1. 这是个谈不上单极，也不是多极，更不是两极的时代。有强国，但谁说话都“不大顶用”。洪都拉斯向来是美国的掌中物，可政变了，美国说话也不顶用。美国当然还是最强大的国家。但二十年后，当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两强就比肩而立。那时，若俄国也复兴，就形成三强鼎立。俄国早晚会复兴，至迟到本世纪中就可以预期三强时代。可不管是几强，没谁有能力一锤定音。

2. 战争不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无论两强还是三强，与高度对抗，成固定集团的所谓“极”的时代非常不同，用战争来强迫别国不再是重要选项。今天所有国家的决策者都全明白了：战役胜利与治理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3. 各国有矛盾，有合作，端看焦点问题是什么。就不同的问题，哪怕“盟国”之间也异见纷呈。比如对“主权基金”的看法，欧盟内部看法非常不一致。

4. 内政塑造国际关系，使得国际关系成为缺少“规律”的领域，是个由“不确定性”主导的领域。焦点问题飘忽不定，一点儿都没谱，一会儿冒出一个，每个主题都各领风骚三、五年，比如“反恐”概念在奥巴马埃及讲话后走向末路。“系统结构论”带来的确定性是我们学科的思维定式。认识到内政塑造的“不确定性”，处理不确定性的需要，会改变我们带有“确定性”的学科思维方式。

我们无法料到苏联会垮台，出现“单极世界”；无法料到单极世界如此短命，因为无法料到所谓“反恐”问题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更无法料到“反恐”把阿富汗再次推上“帝国杀手”的地位，英帝国，苏联帝国，美利坚帝国，都在那里栽倒。对我自己来说，继反恐“越反越恐”之后，突然冒出个“碳排放”问题，成为国际争端的焦点问题，完全出乎意料。国际政治学者不可能提得出“碳排放”的解决方案，就像国际政治学者无法预料和解决塑造了国际关系新时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我们甚至没想到美国对朝鲜获得核武器能力的问题束手无策，干脆装聋作哑。我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里变得重要了，也看到中国商人在世界每个角落做生意对我国外交的决定性影响，但我们的学科原本是“国际”政治。

三

“后极时代”的国际关系引发了我的第三个感受，当代国际关系取决于国内政治，挑战了我们的学科，使国际政治学科出现了在国际政治中被边缘化的危险。反恐也好，中法中澳关系也罢，包括对台关系，还有那个“碳排放”问题，都是内政引发的。我们今天讲授所谓“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一写论文就先上“三大主义”。然而，提出好问题，增强了中国地位的是疯狂奔向全球的中国商人。我并不是说国关理论没用，而是想说，在焦点飘忽不定的“后极时代”，警惕教条主义，超越西方国际关系学各种所谓“主义”的思维定式，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有意义。我们的外交实践、政治思想交流实践、对外贸易实践、招商引资实践、人员交流实践、科技交流实践、军事交流实践、教育交流实践、等等，都是塑造中国对外关系的要素，也是理解国际关系的根据。起初，国际关系是法学家的天下，国际法学家。后来是地缘政治学家。再后来是比较综合实力的专家。新的时代，要求国际关系领域培养政治通才，对世界事务和各国国内事务，包括对中国国内事务，有广泛兴趣的通才。知识“杂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专家至少同等重要。时事似乎要求我们成为半个金融学家，半个历史学家，半个政治体制学家，半个外国政治专家，半个环境学家，半个文化学家，半个法学家，半个军事战略学家，半个地缘专家，等等。

四

国际政治知识多元化趋势引发了我的第四个感受：多元化有条主线，即生存方式。争论谁更了解沃尔兹、基欧汉，温特，或许还有用，争论这个那个“主义”的“原教旨”是什么或许还有用，但关注世界各地人民不同的生存方式很重要，对中华文明生存方式的了解和自觉更重要。国际关系有“国家理性”的假设，因此利益分析成为学科确定性的核心。然而，利益是历史的。二十年多前修习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课程，我认为他说得对，国际关系就是研究“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但我一直感到困惑，教书时也总提这件事：南美洲国家为什么不打仗？近来跟着顶级的考古学家在那里转了一圈，发现那里从古至今都不打仗，连武器都不造。当然，我说打仗指的是战争，西欧、北美、亚洲、非洲那类的战争，不是南美洲死几十上百人的那种“战争”。不打仗是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那里至今也谈不上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至今没人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样，非洲也没什么民族国家，中东也没有。那么，中国是民族国家吗？中国大概属于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文明范畴。判断强大的国家不属于“民族国家”，对国关理论是颠覆性的。人类自古就在盖房子，给自己盖，给人造的神祗盖，给精神世界盖，一座座、一层层。古时候，除掉睡觉，人类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打土坯盖房子。我看今天还是这样。三分之一的工资用来买房租房，拼命盖有各种有精神符号象征的大房子，与五千年前埃及人修金字塔没什么两样。文明不能简化为“理性盘算”。没有谁不“理性”，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性”。理性是历史塑造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性也是历史塑造的。

五

国际关系要从文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这引发了我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感受。在核武器时代，世界上的主要生存方式已经不可能用热战手段摧毁了，所谓“国家安全”实际上是生存方式的安全。后极时代是生存方式的竞争。关于生存方式竞争的大战略围绕意识形态展开，围绕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争议展开，是话语权的竞争，是全球化的符号竞争。生存方式被抽象化，符号化，就成了一种现代图腾。因此，符号争夺成了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手段，成为文明兴衰的原因。冷战是第一场用符号打的战争。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更不是被陆海空军打败的。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被打败，损失程度与热战不相上下。话语权的竞争，在思想战线中求独立自主，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我举三个例子解释这个观点，作为我发言的结束。

1.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但我国很多学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把中国看做失败国家之一，或者行将失败崩溃。不少国际政治学者受西方学者影响，认为拆掉我们的体制，拆故宫，建白宫，才能避免失败前景。问题是，“落后”的体制若将导致我们失败，那是什么导致了我国的成功？这个问题是关系中华兴衰存亡的国际政治。

2. 从远古的“华不治夷”开始，我国外交传统政策是尊重各国“政府”的自主权，相互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西方的干涉政策已经导致不断的惨重失败，而我们的政策导致朋友遍天下，几乎没有敌人。可是，我们不少国际关系学者却认为我们的政策“过时”了，别人失败的政策反而先进，呼吁服从人家“国际社会”的规则（norms）。比如在苏丹，明明是我们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可就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理亏”。别人说谁是流氓政权我们也跟着说；但更恶劣的政权，因为是美国或者英国法国的朋友，就不是流氓政权。

3. 没有了话语权，打符号战就吃亏，国际政治日程就被别国左右。学者把自己不可能理解的事，当做本学科最大、最值得探讨的焦点问题，实在有些莫名其妙。“碳排放”就是这么件事。气候变化无常，突然变暖变冷，近两千年史不绝书，连专业气候专家们也不敢断定人为因素到底占多大成分。而且，大气层里的碳是个积累了若干个世纪的东西，碳排放量几十年里也不可能下降。我不是说不该“减排”，不该使用绿色能源，环保技术。但有人为了种种目的，把这事炒作成国际政治的新焦点，国际政治学者们煞有介事地扎堆讨论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或许该认真探究为什么突然冒出个“碳排放”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炒成国际政治的新焦点？我们怎么把“人权高于主权”的事儿给忘了？怎么不去炒作跨国界的人员往来是是消除世界贫困的根本方法，更是当代超国界的“基本人权”？答案当然是“美国欧洲不可能同意”。我们不同意的事他们怎么就炒作呢？不同意才需要“炒”。把一个符号炒作起来，影响国际政治日程，是国际政治的大本领。暂时不具备这个本领不要紧，但要警惕在日程安排上被忽悠，丧失原本有限的话语权。

这就是符号时代的意义。虚拟经济左右实体经济，跨国界的符号政治左右实在的国际交往，左右文明的兴衰。

拉里拉杂谈些感想，与交响乐不能比，有感而发的“咏叹调”而已。谢谢各位，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这是8月29日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对外关系六十年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