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以布衣起事而成功地开创了一代帝王之业的，大约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刘邦以马上得天下，又以《诗》、《书》安天下而出名，朱元璋所不同者，是他居马上抢攘天下之时即已注意《诗》、《书》，重视发挥儒家学者的作用。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

一

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在濠州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十四年（1354），他带领徐达、汤和等24人离开濠州，自谋发展。从而开始其自创事业的艰难历程。

朱元璋一开始就注重网罗儒者文士。早在渡江前，他即已征用冯国用及其弟国胜、李善长等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朱元璋进军滁阳，途经妙山时，冯氏兄弟“着儒服”来见，朱元璋谓：“若书生耶？试为我计安出？”国用曰：“建康，龙蟠虎踞，帝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卷六王世贞《宋国公冯胜传》）。朱元璋遂令其为幕府参谋，计议大事（1）。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到军营求见。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初谒朱元璋，即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同上），殷殷期其成为当今的汉高祖刘邦。朱元璋对他甚为信任，留在幕府掌书记。

渡江后，朱元璋更大力罗致人才，“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刘辰：《国初事迹》）。至正十一年（1355），兵克太平，儒士陶安、李习、潘庭坚、梁贞等出城迎接。陶安，博涉经史，尤深于《易》，与朱元璋语，甚合其意，遂留参幕府，拜左司员外郎，从克金陵，升左司郎中；李习，自幼老成持重，治《尚书》，又旁通群经，攻性理之学，被朱元璋用为太平府知府；潘庭坚，元末用荐为富阳县学教谕，朱元璋任之为太平府儒学教授，次年取金陵后改为中书博士；梁贞，元至正中为国子监生，后由国子伴读授太平路儒学教授，见朱元璋时，所言辄援《诗》、《书》，被命为江南行省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取金陵，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各授官职。又因秦元荐而以书聘陈遇。陈遇，博通经史，尤邃于先天之学，元末为江东明道书院山长。朱元璋称其“学贯三史六经，博览兵书百技，才兼文武，实我良辅”（《国朝献征录》卷一一六陈镐《陈静诚先生遇传》）。他与朱元璋相见后，希望其“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明史》卷一三五《陈遇传》），被命筹帷幄，诸计划多秘不传。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徽州，召儒士唐仲实，问：“汉高帝、光武、唐太祖太宗、元世祖一平天下，其道何由？”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元璋深以为然（《明通鉴》“前编”卷一）。又素闻儒士朱升之名，遂“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大悦，命预帷幄密议，“大抵礼乐征伐之议，，赞画居多”（《朱枫林集》卷九《学士朱升传》）。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兵克婺州，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寻复改为金华府，并在这里设置中书行省。自南宋以来，婺州就是理学中心。二百余年间，这里名儒辈出，人才济济，素有“小邹鲁”之称。朱元璋对婺州儒士特别重视。他召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翼、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诸儒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讲说经史，敷陈治道。辟范祖干、叶仪。祖干持《大学》以进，谓治道不出是书，并说：“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朱元璋善其言，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他对范、叶二氏甚加礼貌，命为咨议，然叶仪以疾辞，祖干亦以亲老辞归（参阅《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年（1359），朱元璋“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同上书卷七）。同时，又征王沂，用为中书省掾史，商略机务。王沂，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尝师事黄潜，得其精诣，不仅与同门友宋濂俱以文章名世，而且是位积极用世、勇于任事的儒者（2）。朱元璋对他“礼之甚，每见，称子充而不名。间与言文章，辄称善”（《王忠文公集》卷首王崇炳《王忠文公传》）。朱元璋下婺州前，虽已任用了不少儒者文士，但他们多非职业儒者如冯国用兄弟、李善长等，且所进之言基本属于策略方面；而下婺州后，朱元璋结纳的金华学者尽皆纯儒，他们不仅在策略方面向元璋提出诸多建议，而且更直接对其施加儒学影响。因此，可以说，“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文义》）的朱元璋，自下婺州后才真正在较深层次上与儒学接触，接受儒学、尤其是理学思想的影响。

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闻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皆国士，特遣宣使樊观赍币礼征聘之。四人至建康，朱元璋喜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对他们语必称先生而不名。又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创置礼贤馆以处四先生及陶安、夏煜、苏伯衡等名儒。其时，朱文忠守金华，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沂、许元、王天锡至，皆为朱元璋收用。不久，元璋即以宋濂为江南儒学司提举、王沂为江南儒学司提举校理，并令长子朱标从宋濂受经学。又授刘基、章溢为中丞，命叶琛为洪都知府。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吴王。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遣起居注吴林、魏观待访求遗贤于四方，以期使更多的儒者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这对朱元璋的思想及他的帝业之成功均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二

朱元璋与元有别，同当世举事诸豪亦有异。元廷虽标榜崇儒重道，但实际上并不真正重视儒学和儒家学者。“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二《林君墓表》）。所谓“九儒十丐”之说表明了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儒者低下的境遇。迨至元末，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儒士们徒抱经邦治国之志，却只能“穷经积学，株守草野”（《明史》卷一三七《陈修等传赞》）。他们一旦得遇虚诚纳士，注重发挥其作用的朱元璋，便自然会有喜结明主之感。陶安甫见元璋，即以为“我辈今有主矣”（《明太祖实录》卷三）；樊观奉书币造访宋濂，濂喜曰：“昔闻大乱极而真人生，今诚其时矣”，遂幡然应聘（《宋文宪公全集》卷首郑楷《翰林学士奉旨宋公行状》）。这大体代表了为朱元璋先后任用的那些儒士共具的心态。如果说朱元璋希望儒士们成为自己麾下的伊尹、吕尚、孔明，为成就自己的帝王之业效力，那末，儒士们投效元璋，则“以帝王事功期于始见之期”（陶安《陶学士集》卷首），希望他成为当代刘邦，使天下由乱而治。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迎小明王至滁州，“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刘基大怒，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适上召基，基遂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明太祖实录》卷八）。于是，“御座不拜，遂辄龙凤年号”（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八《浙三大功臣相赞》）。不仅仅是儒士与朱元璋存在着心态上的契合之处，而且更主要的是儒士们在引导、促使朱元璋与红巾军决裂并转向封建帝王化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元末政乱，诸豪并起，然多难成事。郭子兴任侠喜宾客，散家财结纳壮士起事，朱元璋曾为其部属，并被倚为亲信，以养女马氏妻之。但他“为人枭悍善斗，而性悻直少容”（《明史》卷一二三《郭子兴传》），且未几即病卒。韩林儿在刘福通等人扶持下被立为小明王，朱元璋亦曾听命之，但他本人并无大志，“听命刘福通，徒拥虚号，在外诸将卒不遵约束”（同上《韩林儿传》）。沔阳渔家子陈友谅，“少读书，略通文义”，但“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同上卷一二三《陈友谅传》），且“无远大志，处兵戈间而急于珍宝”（孔逊：《云蕉馆纪谈》）。徐寿辉业贩布，壮貌魁伟，被推为红巾军主，却“木强无他能”（《明太祖实录》卷八），竟久为陈友谅所挟。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起事称王后，“纵肆专命，擅官爵，制度僭似”，“骄侈淫佚，懈于政事”，“徒以好士要誉”（《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其手下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同上）。任为丞相的三弟士信，贪污无能，一昧信用朋比为奸、弄权舞弊的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为参谋。杨维桢曾致函张士诚，尖锐地指出：“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患”（引自贝琼：《清江贝先生集》卷二《铁崖先生传》）。方国珍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即聚众数千人于海上，但他同元廷一直处于或降或叛之间，后同朱元璋亦复如此。明初见大事已定，遂降附朱元璋，被授为广州西行省右丞，食禄不之官，未几即卒于京师。曾自立为陇蜀王，后即帝位，定国号夏、建元天统的明玉珍，“性节俭，颇好学，折节下士”，重用刘桢等儒家学者，又“设国子监都教公卿子弟，设提举司教授，建社稷宗庙，求雅乐，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明史》卷一二三《明玉珍传》），似乎有番气象，惜其素无远略，始终偏安一隅。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玉珍病卒，以十岁子升嗣位；其后内乱不已，终于洪武四年为朱元璋所灭。

方孝孺曾将朱元璋与群豪做过一番比较。他说：元末，“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指宋濂——引者注）而宾礼之。……群雄多嗜杀如货；独上御军有法，命将征讨，戒以勿杀，所至，民欢乐之。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逊志斋集》卷十二《宋学士续文粹序》）。由上述可见，朱元璋与群豪确有很大区别：他具备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善于审时度势，利用各种矛盾以发展自己。他又能以严明的纪律统率部队，每征战总要诫谕将帅勿嗜杀、勿贪子女玉帛，故而颇得民心。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能虚诚纳士，时时宣称“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分注重发挥儒家学者的作用。这是他区别于群豪的最主要之处，也是他能在短短十四年间（1352——1368）便以一介布衣而成就帝王之业的重要原因。

身受元末黑暗政治之苦，目睹群豪蜂起之混乱，而力图用世，以期整个社会由极乱而渐至大治的儒士们，得遇朱元璋，自然不仅与其同患难，共命运，而且更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朱元璋的帝业竭尽努力。冯国用、李善长等建议占金陵以为根本，然后“出兵以临四方”，为朱元璋后来的不断向外拓展起了积极作用；朱升根据当时客观形势而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斗争策略，对朱元璋最终成就帝业更有重要意义。被朱元璋誉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陶安，为人谦和，不好名利，礼让贤者，积极帮助朱元璋招纳人才。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应聘至金陵，朱元璋问四人何如？已深受朱元璋器重的陶安对曰：“臣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朱元璋称其能让。陶安又在制礼定律等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作用。吴元年，初置翰林院，朱元璋首召陶安为学士。时征诸儒议礼，命陶安为总裁官，寻与李善长、刘基等删定律令。洪武元年，朱元璋与陶安等论学术，安曰：“道不明，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何从治？”陶安顿首曰：“陛下所言，可谓深探其本矣”（《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至于刘基更“受心膂之寄，柄帷幄之筹”，不断向朱元璋密陈取天下之计。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城之内变，尽皆刘基所谋。“彭蠡之役，战炮声击裂，犹天雷之临首，诸军呐喊，虽鬼神也悲号自旦日暮，如是者凡四”，而刘基与朱元璋始终稳坐舟中，岿然不动，故而元璋称刘基为“同患难”的“吾之子房也”（参阅《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诚意伯文集》卷一《御宝诏书》）。因此，朱元璋帝业的成功确实同儒家学者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

三

朱元璋深知儒士有助于其创立政权，故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大力吸纳各方儒士，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甚至对来自敌对营垒中的儒士也能以礼相待，如詹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人。元至正中举茂才异等，除彬州学正。元末遇乱，居家黄州，后被陈友谅任为翰林学士承旨。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攻克武昌，召为国子博士，赐名同。“时，功臣子弟教内府，诸博士治一经不尽通贯，同学识淹博，讲《易》、《春秋》，最善应教。为文才思泉涌，一时莫与并”（《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后迁考功郎中，直起居注。明洪武元年，与文原吉、魏观等循行天下，访求贤才。还，进翰林直学士，迁侍读学士；六年兼学士承旨，与学士乐韶凤定释奠先师乐章，同年赐敕致仕，语极褒美。又如蔡子英为元至正中进士，扩廓帖木儿开府河南，辟参军事，累荐至行省参政。元亡，从扩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子英单骑走关中，亡入南山，然终被明兵捕获，押至京师。朱元璋久闻其名，故特命脱械以礼遇之。但蔡子英不为所动，不仅不接受朱元璋所授官职，而且还上书申明誓死不降明廷之志。元璋览其书而愈益敬重，馆之仪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问其故，曰：‘无他，思旧君耳！’帝知不可夺，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同上书卷一二四《蔡子英传》）。

不过，朱元璋毕竟摆脱不了小生产者的偏狭心理，加以他本人又是位疑忌心甚重的人物，故而在夺取天下过程中，他自己广纳儒家学者，却严禁各级将官私自任用儒士，绝不允许儒者在将官周围议古论今，以免二者结合会影响其已经取得的权力，同自己分庭抗礼。立位称帝后，朱元璋对不受征聘，拒绝与其合作的儒者更不惜以严刑峻法予以制裁，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同上书卷九四《刑法志二》）。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记载夏伯启叔侄之事道：

    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拿赴京师。朕亲问之，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曰：“家小挈行乎？”对曰：“奉父行。”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自后居何处？”曰：“红寇张元帅守信州，伯启还乡复业。”曰：“向后何如？”曰：“教学为生至今”。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体而已，其保命在君。……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在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今尔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何将怙恃？”伯启俯首默然。噫！朕谓伯启曰：“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君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妇仿效之风。”而伯启无对。（见《全明文》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02——703页）

朱元璋还说：“‘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见上书第706页）

洪武初年，国基方稳，朱元璋为维护其绝对专制的君主权力，便大肆杀戮功臣元勋，同时对儒士文臣充满戒心。他屡兴文字狱，致使一般文臣无所适从，赵翼对之记曰：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禄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表，以“体法乾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

朱元璋“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绝非由于听信勋臣的搬弄是非之言，而是由其专制君主的本性所决定的。他对那些追随多年，出生入死地为其建功立业的儒者不也是很猜忌吗？如前节所举刘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乃“运筹帷幄”之“佐命臣也”（《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而既定天下，位居九五，朱元璋便无法忍受昔日言听计从的刘基的刚直了。尽管“子房”刘基深知共患难易、同安乐难，早在洪武元年八月就决定辞官归里，但朱元璋对他或召或放，始终不甚放心。洪武八年三月，刘基病势沉重，朱元璋夺其俸禄，迫令归老还乡，并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以威胁口吻写道：“君子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见《诚意伯文集》卷一）。这就难怪李贽要评道：“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顾寝薄，以刚放”（《续藏书》卷二《开国名臣·刘基》）。

朱元璋还以特务手段监视儒臣。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朱元璋又曾“使画工·（宋）讷图。其像危坐，有怒色。明日入对，帝问昨何怒，讷惊对曰：‘诸生有趋踣者碎茶器，臣愧失敬，故自讼耳。且陛下何自知？’帝出图，讷顿首谢”（同上书卷一三七《宋讷传》）。这种做法，开启了后来明廷专设东厂、西厂等机关，恣意实施特务政治的先河。而时刻遭受严密监控的儒臣们，则必然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儒士，虽竭力敛其锋芒，却仍不免遭致摧折，如原来狂放不羁的高启，入明后即明白表示：“近年稍谙时事，旁人休笑头缩。赌棋几局输赢注，正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退后无羞辱。三般检索：莫恃微才，莫夸高论，莫趁闲追逐”（《摸鱼儿·自适》，见《高青丘集》第9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最终还是被朱元璋扣以交涉官员不守规矩的罪名而被腰斩于南京（4）。

生活于这样一种政治情境之下的儒者文士动辄得咎，居官委实不易。袁凯，字景文，别号海叟，松江人，以诗文名世。诗宗杜甫，每有佳作，《客中除夕》、《京师得家书》尤为世人传诵。洪武朝任御史时，朱元璋欲杀某人，皇太子出面苦苦求情，元璋问袁凯意见，凯对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东朝释之者，心之慈。”元璋怒责其“持两端”而投入大狱，后虽获释，仍被讥斥为“东海大鳗鲡”（今日“老滑头”之谓），不时遭元璋侮谩。袁凯深知长此以后难免不测，遂处心积虑归隐。他先装中风，朱元埠见状，说凡中风者必麻木不仁，“命以钻钻之，凯忍死不为动”，元璋以为他真的病了，嫌其“踏茸不才”，放归田里。袁凯归隐后，为避祸而用铁索锁项，自毁形骸。朱元璋果然对其不放心，派使者以诏起其任松江儒学教授为名前来察看动静；袁凯睁大眼睛看着使者，唱《月儿高》一曲，且在田野间爬行，津津有味地吃猪、狗屎。使者回京向朱元璋禀报后，元璋以为袁凯已成废人，终不再过问。而实际上他是“使家人以炒面搅沙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据陆深：《金台纪闻》）洪武专制，屡兴大狱，儒者文士尤易罹祸，这就难怪袁凯要挖空心思地装疯以求自保活命了。

笃信圣道的儒家学者，素来以积极用世、勇于任事的精神生存于世。但在传统君主体制下，他们并不能够独立地用世行道，实现其“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抱负，而必然地要与现实的王权政治发生有机的内在关联。晚明东林巨子高攀龙说：

    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实念实事，在天地间，凋三光敝万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尽之身，而役役于过眼即无之事，其亦愚也哉！（《高子遗书》卷八上）

可见由儒家外显出来的经世行道的精神不难发现其内中蕴含着的是儒者对现实王权政治的强烈的依附性。在政治昏暗、社会纷乱之时，儒者们以“独善其身”的心态退居林下，一旦时机适宜，他们就又都投奔明主，以期施展“兼济天下”的抱负。而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个人的生死荣辱，或者是其事业上的成败利钝，儒者都与现实政治戚戚相关。至于君主一面依靠着儒臣，一面更看重专制权威；既欲借儒道以自重，更惧儒者持“道”压“势”，形成对专制皇权的抗衡力量。故而其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当如明成祖朱棣所说：“若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总之，儒者以君主为行其“道”的载体，而君主则不过把儒者看作是行其“势”的工具而已。儒家学者与专制君主，或者说，儒者笃信的“道”与君主把持的“势”，由此而形成既具张力、又不可分解的复杂关系。就孔、孟以来的儒家来说，最理想的自然是出现“圣王”即以“圣者”为王，以使君与自身的关系——“道”与“势”关系人格化的体现——不至于紧张，但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于是，儒者又不得不或者通过其“格君心”的努力以“致君尧舜”，或者坚持挺立儒者人格，试图以“圣人之道”对抗帝王之势，如明儒吕坤谓：“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争议矣；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性，则天子不能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伸。然则理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渚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南面也。”（《呻吟语》卷一《谈道》）“格君心”以“致君尧舜”不易，以“道”抗“势”更难，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试看《明史》卷一三九《王朴传》所记：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本名权，帝为改焉。除吏科给事中，以直谏忤旨罢，旋起御史，陈时事千余言。性鲠真，数与帝辩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诰》谓朴诽谤，犹列其名。

同传又记与王朴同科的张卫，尽管曾因奏议恺切而由礼科给事中升礼部侍郎，并以清慎见褒，且载于《大诰》，然终“亦以言事坐死。”此外，李仕鲁，字宗孔，濮人，从鄱阳朱公迁学，得朱熹理学之传，朱元璋素闻其名。“洪武中，诏求能为朱氏学者，有司举仕鲁入见。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矣。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升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来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俭夫乃益以谗闻，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与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邃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悴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如此等等，难以尽举。朱元璋既任用儒者，又对之百般疑忌、甚至“摧辱”；既藉儒道巩固、维系君权，更以帝王之势压抑、钳制儒家学者所信守的圣人之道（5）。这生动而又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的一大特点。

[注释]

（1）朱元璋居马上抢攘天下时对儒家学者的尊重，与刘邦当年征战过程中对儒士的踞傲态度正形成鲜明对照。据《史记》卷九十七记，郦食其“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问邑中贤士豪杰。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而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辄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又记陆贾初见刘邦，刘邦“箕倨见陆生。”其后，“陆生时时前说，陈《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郦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2）关于王沂其人其学，请详参拙作《论王沂的儒学思想》（载《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

（3）读此，不免使人联想起清雍正亲审曾静，并撰著《大义觉迷录》，诏颁天下的事，当然那已是发生在另一个社会背景下、有着另外一番内容的故事了。

（4）对于洪武年间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儒士，如方孝孺、解缙、练子宁等，朱元璋还是颇为宽容的。方孝孺学术纯正，为文纵横豪放，自幼即“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其父克勤坐“空印”案被诛，他本人亦曾被仇家牵连而逮之京师，但朱元璋不仅未予深究，释之，并于洪武十五年以吴沉荐召至京师，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壮士，当老之”。（《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解缙上封事万言书，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尖锐地指出：“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书奏，帝称其才。”（同上书卷一四七《解缙传》）练子宁在洪武十八年廷试对策中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不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朱元璋“善其意，擢一甲等二，授翰林修撰。”（同上书卷一四《练子宁传》）这表明朱元璋从国家长远发展出发，对青年儒士毕竟还是有所尊重的。

（5）朱元璋如此对待儒家学者，在当时已使不少文臣诈死佯狂而求解职，令儒士战战兢兢而导致哀叹悲伤的情调。其后，燕王朱棣夺位称帝后，对待儒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百般摧折，这使儒者“中情无限凭谁诉，安得因风达九霄？”（黄淮：《省愆集》卷下《言志》）对有明一代儒者文士的人格、心态以及士风士气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