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一般是指我国古代的军事家，但在《汉书·艺文志》中是专指先秦、两汉时期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云：“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艺文志》将兵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其中兵权谋家是专论用兵之战略谋略，“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兵形势家主要是讲战术应用之类，“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兵阴阳家则是用天时、刑德、五行来预测战争的凶吉，“须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它属于军事数术范畴。兵技巧家是讲关于军事训练、熟习器械、攻守技巧的。《艺文志》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上述内容皆有涉及，并且有不少是早已亡佚的书籍，大大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主要有：

 1.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吴孙子》)

现存竹简300余枚，简长27.5厘米。原无书题，“孙子兵法”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1）[1]简本《孙子兵法》除有传世本十三篇残简外，尚有五篇佚文。十三篇残简，除传世本《地形》篇外，各篇都有所发现，共有2700余字。由于竹简出土时严重残损，正文篇题仅存《作战》、《刑(形)》、《执(势)》、《虚实》、《九地》、《火攻》、《用间》七个，皆抄写在各篇篇首第一简简背上端。此外该墓还同时出土了一块《孙子》篇题的木牍残片，虽然上面的篇题文字有些残缺(只残存七个)，但据正文中保存的篇题也可以补出一些，据学者研究，该木牍应为《孙子》十三篇的全部篇题。简本《孙子》的文字内容与今本大同小异，但也有些不同，如篇次的安排和今本也不尽相同，文辞比今本古奥，句子比今本简短等。篇题木牍的发现，为复原简本《孙子》的编次和推估其卷帙规模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可藉以考求今本《孙子》的流传源委。

2.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共存五篇，即《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其中除《四变》和《见吴王》篇题为整理者所加外，其余皆为原书篇题，书写在各篇第1简简背。《吴问》篇记载了吴王与孙子关于晋国六卿军事、政治制度的问答，这类问答形式在传世本十三篇中没有发现，但见《通典》等书所引《孙子》佚文中。《四变》是解释传世本《九变》篇的某些字句的。《黄帝伐赤帝》的内容与传世本《行军》有关，也有人认为是解释《行军》中四种“处军之利”的内容。《地形二》疑为传世本以外的另一篇论述地形的文字。从内容上看，好像是发挥、解释《行军》、《九世》等篇的内容的。《见吴王》的内容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所记孙子见吴王阖庐以兵法试诸妇人之事大致相同。李零先生认为：“这几篇几乎都是解释发挥十三篇，让人觉得比十三篇晚出。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在战国时期，还有早于十三篇或与十三篇同时的孙子书存在，十三篇只是‘选萃’。”（[2]）

3.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齐孙子》)

该书现存竹简440余枚，简长27.5厘米，3道编绳。经过整理，现存十六篇：《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其中除《见威王》、《兵情》、《强兵》三篇篇名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外，其余均为原书篇题。《擒庞涓》记载了孙膑在“围魏救赵” 的桂陵之战中为齐国谋划、指挥并取得胜利的经过，所记情节与《史记》、《战国策》大体相同。《见威王》记述了孙膑初见威王时所阐述的战争的胜负与国家存亡的关系，表现了孙膑的战争观。《威王问》记述了孙膑与齐威王、田忌关于用兵的对话。《陈忌问垒》是田忌和孙膑关于设垒布防问题的对话。《篡卒》即选卒，本篇是讲精选士卒的问题。《八阵》讲的是在战场上根据敌情、地形选用的“八阵之宜”。《势备》是讲军队力量的准备和使用。《行篡》是讲如何在战争中权衡利弊，以支持长时期的作战。《延气》是讲如何使士卒保持旺盛的士气等。总之，这部失传二千年的兵法内容十分丰富，但是与《孙子》(《吴孙子》)十三篇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两书相比较，或许会发现《孙膑兵法》后来为什么失传的原因。

 4.银雀山汉简《尉缭子》

《尉缭子》现存残简100余枚，简长26.5厘米，宽0.5厘米，3道编绳。原竹书没有书题，“尉缭子”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其内容可分为五篇：第一篇末篇题作《治□》，而在传世本中则为《兵谈》篇。第二篇篇末篇题作《兵劝》，而在传世本中则为《攻权》篇，整理小组注云：“疑‘劝’当读为‘权’。”第三篇篇末篇题残失，而在传世本中则为《守权》篇。第四篇篇末篇题也残失，在传世本中为《将理》篇。第五篇篇末篇题亦残失，在传世本中为《原官》篇。李学勤先生云：“对照简本和今本《尉缭子》间互相对应的段落，不难看出简本的语言本来是颇为古奥费解的，今本之所以失掉古雅的色彩，是由于后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使之轻易理解的缘故。这就像司马迁在《史记》中常用的办法一样，把所征引的古书里费解的词句，用通俗的字样替换了。《群书治要》选收的《尉缭子》几篇文字较接近简本，宋以后的版本改易更多，以致把本来面貌都失掉了。”（3）简本《尉缭子》的出土，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攻破了有人认为《尉缭子》是伪书的观点，另一个就是它的成书年代，现在从简本中的一些术语来看，与《孟子》有点相似，这起码可以证明《尉缭子》的成书年代要早一些，很可能在梁惠王时。

5.银雀山汉简《六韬》

该书竹简出土时严重残损，现存竹简226枚，简长27厘米，宽0.6厘米，3道编绳。该批简文共有14组，整理组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内容是见于传世本《六韬》中《文韬》的4篇、《武韬》的3篇；第二类内容是曾在《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称引，而传世本《六韬》所无的佚文；第三类内容是简式和字体与第一、二类相似，简文中又提到文王或太公望，整理小组据此定为《六韬》的残文。该简册无书题，仅发现《守土》、《三疑》、《尚正》、《葆启》四个篇题。这批简文与传世本《六韬》及汉唐书中引用《六韬》文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简文中几乎没有论兵的内容，传世本《六韬》中专论兵法的各篇又均不见简本，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该书应该定名为《太公》。整理小组的编辑说明云：“简本与传世《六韬》出入很大，我们怀疑简本的内容大概包括在《汉书·艺文志》所列《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之内，其书名在当时也不一定叫《六韬》。……目前整理出的简本《六韬》的字数已在四千以上，可见原本篇幅相当大，简本《六韬》原书可能和今本出入很大。……以前很多人认为今本《尉缭子》和《六韬》跟《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尉缭子》和《太公》无关，都不是先秦古籍。银雀山竹书的发现，证明这些看法是不对的。尽管今本《尉缭子》和《六韬》在编排上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文字也与简本有很大出入，但是它们和以银雀山简本为代表的西汉古本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古代，一种著作从开始出现到广泛流传，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这两部书既然在西汉前期已经流传开来，其写成年代大概不会晚于战国。”

6.定县八角廊汉简《六韬》

八角廊汉简《六韬》出土时已严重残损，现存残简144枚，约1402字。在这些残简中发现了13个篇题，但完整或较完整的仅有《□贤而不知贤仁第四》、《治国之道第六》、《……乱之要第七》、《□□□国所贵第八》、《以礼义为国第十》、《□大失第十四》、《武王胜殷第十六》、《幼弱第廿》、《□归第廿二》、《国有八禁第卅》等十个，还有3个仅存目次序号“第十二”、“第十三”、“第卅一”而没有目文。这些篇题没有一个和传世本相合。竹书篇题均单独占用一简抄写。简文内容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或与传世本《六韬》、《群书治要》引《六韬》、敦煌唐写本《六韬》、宋本《六韬》内容相同或相近，其中有6篇与唐写本相合，有3篇与宋本相合，余均不见于传世本，说明简本内容要比传世本内容丰富得多。从目前已整理出来的内容来看，均是讲政治谋略的，不讲兵法，而传世本中专论兵法的各章又不见于简本。简文内容与唐写本相合的多达21条，涉及6篇内容，从简文内容来看，与敦煌唐写本《六韬》最为接近。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六韬》是伪书，八角廊汉简和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不但证明《六韬》不是伪书，而其成书年代也应该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4）                              [3]

7.银雀山汉简“兵书丛残”

银雀山汉简“兵法丛残”共存15篇，最早整理时被编入《孙膑兵法》的下编，后整理小组为慎重起见，又从《孙膑兵法》中分出，编为另册。这15篇分别为：《十陈》、《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兵失］》、《将义》、《［将德］》、《将败》、《［将失］》、《［雄牝城］》、《［五度九夺］》、《［积疏］》、《奇正》。上列篇题除外加〔 〕号者外，其余均为原书篇题，书写在各篇篇首第1简简背。其中《十陈》存25简，内容是论述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十种阵法。《十问》存23简，内容是论述在不同条件下能克敌制胜的十个问答。《略甲》仅存文字不连贯的15枚残简，从残存内容来看，似乎是论述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夺取敌人甲士。《客主人分》现存11枚简，内容是通过分析客主双方的利弊条件，如何改变客观条件，取得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善者》共存9枚简，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善于用兵的将帅如何夺取作战主动权的问题。《五名五恭》共存6枚简，其内容主要是用五种不同的方法对付五种不同的敌人。《兵失》共存16枚简，其主要内容是分析了作战失利的各种因素，提出军队要行“起道”(走向胜利)的主张。《将义》共存4枚简，其内容主要是讲将帅必须具备义、仁、德、信、智的思想品质。《将德》共存6枚残简，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将帅治军和用兵要不轻敌、重奖罚等治军之策。《将败》共存4枚简，其内容主要列举了将帅德才缺陷的二十种表现。《将失》共存13枚简，其内容主要是分析了将帅作战失利的种种情况，从反面总结治军打仗的经验教训。《雄牝城》共存5枚简，其内容主要是论述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在地形上的特点。《五度九夺》共存5枚简，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了作战时如何摆脱被动和争取主动的问题。《积疏》共存6枚简，其内容主要是阐述了作战中常见的积与疏、盈与度、径与行、疾与徐、众与寡、佚与劳六对矛盾的相互关系。《奇正》共存18枚简，其内容主要是阐述奇正的互相关系和变化，以及如何应用奇正的原则以克敌制胜。以上十五篇内容皆为失传二千年的珍贵兵书，是研究古代战略战术的宝贵资料。

8.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该竹书出土时严重残损，经缀合，现存残简223枚。简长27.5厘米，宽0.6厘米，两道编绳。同墓还出土了一块抄写该书篇题的木牍，木牍的腰部尚有残存的系绳，原来当是系在简册书佚外面的篇目题签。木牍上抄列有：《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及《上篇》、《下篇》等十三个篇题，整理小组整理时就是根据木牍各篇题的含义及竹简简式、字体、内容等分别理出与之相应的简文。目前除《委法》与《上篇》、《下篇》不明所指及《守法》、《守令》不易区分外，根据正文原有的篇题及文义共清理出十篇简文。第一篇《守法》原有篇题，内容是讲守御之事，多与《墨子》的《备城门》和《号令》相近。第二篇无篇题，内容为格言的汇集，疑为木牍篇题《要言》之内容。第三篇《库法》原有篇题，内容是讲兵器的大小、库器的储藏方法及兵器入库之规定等。第四篇《王兵》原有篇题，其内容见于传世文献《管子》中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等篇。第五篇无篇题，其内容讲的是“王者无市，霸者不成肆，中国利市，小国恃市”等，疑为木牍篇题《市法》之内容。第六篇《李法》原有篇题，其内容主要是讲如何处罚官吏之事。第七篇无篇题，内容是讲王者之道，疑是木牍篇题《王法》之内容。第八篇《委积》，只发现书有“委积”二字的正文篇题，因整理者不知所指，所以没有理出正文简文(该篇题当即木牍篇题之《委法》)。第九篇没有篇题，其内容是有关土地制度的论述，当为木牍篇题《田法》之内容。第十篇《兵令》，原有篇题，该篇文字与传世本《尉缭子》的《兵令》内容相合。李学勤先生认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一书的性质颇似《尉缭子》，以论兵为主，兼及政治。我们既然承认《尉缭子》为兵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也应当列为兵书。《尉缭子·天官篇》载尉缭与梁惠王问答，梁惠王在位年的后半与秦惠文王同时。《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编著者晚于尉缭，也有机会学习当时齐、秦墨者论兵著作，作为齐人又必然与管子一系列学者互有影响。简文十三篇兼有《管子》、《墨子》、《尉缭子》的若干内容，正是战国后期齐国几家学术杂错交融的反映。”（5）                         

9.银雀山汉简《地典》

该书出土时严重残损，现存竹简40枚，无一整简。“地典”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其内容是依托黄帝和地典的问对，论述了地形的阴阳、顺逆、高下、死生以及在作战中对各种地形的选择和避忌情况。（6）《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地典》一书，不知是否为同书。简本《地典》为西汉时抄本，为现存最早的兵阴阳著作，它的出土对研究兵阴阳家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10.张家山汉简《盖庐》

该书现存竹简55枚，简长30.5厘米，3道编绳。原有书题，“盖庐”二字抄写在全书最后一简的简背上端。（7）该书共分九章，各章皆以盖庐的提问为开始，申胥(伍子胥)的回答为主体。其内容除涉及治理国家和用兵作战的理论外，还有着浓厚的兵阴阳家色彩。如强调“天之时”、阴阳、刑德、“用日月之道”、“用五行之道”等，是一部兵阴阳家佚书。书题“盖庐”，当假借为“阖庐”或“阖闾”。 
11.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篇

这两种帛书是由“刑德九宫图”、“刑德运行干支表”和星占、气占等兵阴阳文献组成的。出土时保存较为完整，但无书题，“刑德”甲、乙是整理者根据帛书内容所加。“刑”、“德”是太阴在运行过程中两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称，是兵阴阳家占测战争凶吉的天神。甲篇的“刑德九宫图”绘在帛书的右上角，排在干支表的后面，干支表内有“乙巳，今皇帝十一”的记载，由此可以推定该帛书的抄写年代应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以后。乙篇抄写在长84厘米、宽44厘米的整幅帛上，图形、色彩都较清晰，文字首尾完整。其内容与甲篇相同，也是由“刑德九宫图”、“刑德运行干支表”和刑德运行规律等内容组成。所不同的是，乙篇的“刑德九宫图”绘在开篇的右上部，用红、黄、黑等颜色绘成，排在干支表的前面。在乙篇的干支表内有“丁未，孝惠元”的记载，由此可以推定该帛书的抄写年代应在汉孝惠元年(前194)以后。陈松长先生认为：帛书《刑德》为我们提供了两幅秦汉时期所绘制的完整的“刑德九宫图”，它不仅绘制精细、五行方位清楚准确，而且刑德在九宫图中的运行规律清晰可寻，它完全可以和已出土的汉初六壬式盘和太一九宫盘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西汉时期流行的数术学的内涵和本质。帛书《刑德》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两幅由六十个式盘组成的干支表，按十二度的式图结构，根据刑德岁徙的规律，在干支表中详细而准确地标明了太阴运行的方位和轨迹，这种非常专门化的干支图表，乃是出土文献中极为罕见的。（8）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性质当为兵阴阳家言。（9）

12.银雀山汉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该书现存100余枚残简，出土时严重散乱，目前尚未正式整理发表，只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中按出土号公布了100余枚残简的释文。该书原有书题，“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十二字抄写在0860简的正面。“天”与“地”都是用以占候凶吉的神煞，运行于四方，兵阴阳家以此来占测战争的胜败。《八风》的内容是以风的方向来占测战争的宜忌。《五行》是讲如何根据五行的原理来行军布阵。《客主》的内容是根据风的方向、六十干支来占候主客两军形势的优劣。《五音》的内容是根据风的情况来占候战争的宜忌，但与《八风》的占风方法有所不同。全书的性质是以占候为中心的战争巫术，这在古代属于兵阴阳家范畴。

13.沅陵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

该书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现存约500余枚。该书原有书题，“阎氏五胜”抄写在开篇首简上端(书末也有书题，作“阎氏五生”)。目前该材料尚未发表，仅见《文物》2003年第1期《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介绍，整理者将这部分内容定为《日书》，似为不妥。其内容是讲五行相胜的，李零先生认为该书即《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阴阳类小序中所 “因五胜”类的书，并非日书。（10）[5]文中有引用书名《红图之论》，均不见文献记载。书中为证明其推演正确，还引入了秦末汉初的一些历史事件，弥足珍贵。

14.敦煌汉简《力牧》

该书仅见2简，为英籍探险家斯坦因于1906年至1907年间在敦煌所得。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时收入“数术类”中。第一支简文曰：“□不闻者何也?力墨对曰：‘官□……。’”第二支简文曰：“黄帝问□□□曰官毋门者何也□□。”罗振玉云：“第一简仅辨十一字，玩其文，乃《力牧》篇也。《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力牧》十五篇，注云：黄帝臣依托也(子部道家亦有《力牧》二十二篇，今此简得之塞上，则为兵家而非道家可知也)。‘力牧’，古书或作‘力墨’……，其书设为问答，托之黄帝与力牧，虽班氏斥为伪托，然千余年久佚之秘籍，虽仅存数字，然藉以窥知体例，仍可宝也。”（11）       [6]

15.上孙家寨汉简“军法”、“军令”

该书出土时木简严重残损，现存残简240枚，保存最长者为17.5厘米，宽0.6厘米。这些木简的内容全部是古代军法、军令一类的军事书籍，释文发表时将简文分为“兵法”；“军法、军令”；“目录”三个部分。其中“兵法”是讲布阵及队列、战守进退之法、部曲布阵及操典等内容。“军法”、“军令”是古代军事律令或作战条例，内容包括军令与军爵、奖惩、军纪、循行严劾和车骑等。“目录”是关于上述内容的篇题，现存有“□首捕虏□□论廿一”、“□虏以尺籍廿二”、“□车一两廿四”、“□不法廿六”、“□私卒仆养数廿八”、“□当皆□□予钱廿九”、“从马数使私卒卅六”、“□所毋为卅七”、“私车骑数卅□” 、“材官□”、“车□”十一个。（12）由于简文残损过甚，已无法按照篇题分别理出各篇内容。但从残存简文来看，简文中关于军队的编制、阵法和关于军队的肩章、旗帜、标识等内容，与传世本《尉缭子》中的记载大体相类，但字句不尽一样。此外，简文中还有记有“孙子曰”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是《孙子兵法》的佚文，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并非《孙子兵法》的佚文，而是引用“孙子”思想的一类军事著作，属于古代军法、军令一类的军事文书。

注释

（1）《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以下凡银雀山内容，除专门注出者外，皆见此书，不再另注。
（[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兵书类》，三联书店。
（3）李学勤《李学勤集·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4）《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释文及校注》，《文物》2001年第5期。
（5）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论银雀山〈守法〉、〈守令〉》，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6）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兵书类附录五》，三联书店。
（7）《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
｛8）陈松长《帛书〈刑德〉略说》，《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
（9）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
（10）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数术类》，三联书店。
（11）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
（12）《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