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被应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和历史，并非始自五四时期，也并非始自诸如李大钊、郭沫若等所谓的“唯物史观派”创始人。早在20世纪初年，中国的留日学生就有人从日文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中一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日本。

　　刘师培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接受史中，居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1908年3月，刘师培在他主办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合册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一文。刘师培为之作“序”的《共产党宣言》，是“民鸣君”（按：其人待查）据日本堺利彦从英文版直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根据这篇序文，刘师培可能是最早在中国倡导阶级斗争史观的知识分子之一。刘师培写道：

　　“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森按：即《共产党宣言》。）；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则民鸣君译斯编之旨也。”（汪宇编：《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刘师培对于《共产党宣言》核心思想的认识应该是完全根据恩格斯的“英文版序言”。恩格斯晚年在重新表述唯物史观理论时，曾认为阶级斗争史观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原理”。

　　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来说，刘师培的贡献在于：他把《共产党宣言》中所阐发的阶级斗争史观看作不仅是正确阐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达史的指南，而且是研究“古今社会变更”，“讨论史编”之“圭臬”。中国现代史学历史观的核心——阶级斗争史观，不能不说是由刘师培肇其端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刘师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天义报》被日本政府查禁之后，改名《衡报》在澳门出版。1908年4月28日出版第一号。刘师培在《衡报》发刊词中列了四条办报宗旨。从这四条宗旨中，可以清楚看出《共产党宣言》的影响：

　　“一、颠覆人治，实行共产。

　　“二、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

　　“三、记录民生疾苦。

　　“四、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刘师培：《〈衡报〉发刊词》，《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第269页）

　　在1908年5月8日出版的《衡报》第二号上，刘师培发表了《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一文。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接受史上所形成的比附、机械、教条主义地运用的特点，在这篇文章均已开始萌芽。在这篇文章中，刘师培已经注意到社会形态的演变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形态变更的原因被归之于“人民生产力”，并认为“生产力之发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接受史上“生产力史观”的最早萌芽。

　　在《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一文中，刘师培写道：共产制“既行，复改良物质，图生产力之发达，使民生日用之物足供全社会人民之使用，则争端不起，而共产制度亦可永远保存。”紧接着，他运用生产力史观分析了原始共产制向奴隶制度演变的历史必然性：“上古共产制所以不克保存者，以人民生产力薄，所生之物不足供全社会之求，不得不与他部相争，既出于相争，由是奴隶制度兴而共产之制失。”（《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第277页）于此可见，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历史界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生产力史观”，其实早已由刘师培在20世纪初年提出。

　　但刘师培并没有坚持他的生产力史观，他更欣赏的是阶级斗争史观。他不仅提倡运用阶级斗争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用它来研究“古今社会变更”的历史，而且，也正是这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把阶级斗争史观进一步简约为农民战争史观。

　　在1908年6月28日出版的《衡报》第七号（农民号）上，刘师培发表了《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一文。在这篇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号召“农民革命”的文章中，刘师培写道：“今日最大之问题”，“由此问题而解释之曰：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革命成矣，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为使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有充分的现实和历史的依据，他一方面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阶级结构状况特别是农村中农民的生活状况，一方面把阶级斗争史观应用于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指出，“革命党出于农民”，农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抵抗之能力”的阶级，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是由农民阶级发起并完成的。刘师培写道：“试观之中国历史，则陈涉起于佣耕，刘秀起于力农，而唐初之时，刘黑闼起于漳南，其所率均农民，此固彰彰可考者也。自此以外，则西晋之时，流民扰乱亦均无食之农民。明代之时，则邓茂七以佃民之微，起兵闽省，明末之乱，亦以无食农民占多数。近世捻匪之众蔓延北方各省，然观曾国藩诸人所奏疏，均谓聚则为匪，散则为农，则革命党出于农民益有征矣。”他还进一步总述了当时中国“北方各（省？）农民”，“川、黔、湘、浙、粤西各省”“多事力农”的“会党之民”反抗官府、“反对差役”的斗争，以及“近岁以来”发生的农民之“暴动”的情况，并因此而乐观地判断：“农民革命为期匪远矣。”中国革命的希望“期于中国农民者也”。（《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第280－283页）

　　这样，至少从秦末至刘师培所生活的时代的全部中国历史，就被刘师培约化为一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农民战争史观在刘师培的这篇《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文章中获得了最初的表现形态。可以说，“五朵金花”中“中国农民战争史”这朵“金花”是由刘师培播下种子的。

　　刘师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接受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观。

　　二、用阶级斗争史观为指导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并用它来考察“当前的活的历史”，进而把阶级斗争史观简约为农民战争史观。

　　三，提出“人民之生产力”是社会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生产力之发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

　　因此，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考察，结论是：不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早在这十多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就传到了中国，并且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崇奉。以留日学生为主的新的知识分子社群在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立即就把它运用于实际，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的历史，而且自觉地用它来考察当前的活的历史运动。早在五四之前，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就已经在中国知识社群中传播，并为一部分先进青年所崇奉。没有这一段历史，没有那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社群的努力，就无法正确地阐明五四之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迅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的历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点锁定在李大钊、郭沫若等人身上，是与现实历史严重地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