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其中一种结果是“锁定”，现有制度的自我强化使得落后国家无法效法先进国家，打破“锁定”和维持良性的路径依赖都是可取的制度变迁方向。政治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路径依赖概念以新的历史观和时间观改变了政治学的解释模式。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North, D）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轨迹”概念，目的是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同样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等问题。诺斯考察了西方近代经济史以后，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象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路径依赖－－小事件和环境可以决定某种发展的结果，而且一旦某些小事件和环境的结果占据主流，就导致这种发展进入特定的路径。”[1]广义上路径依赖说明“历史上某一时间已经发生的事件将影响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2]狭义上路径依赖意味着“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一种轨迹开始发展，改变发展道路的成本非常高。尽管存在着其他的道路选择，但已建立的制度会阻碍对初始选择的改变。”[3]

一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lock-in）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的形成可以说是偶然的，起初，人们在某种获利机会的驱动下，或者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而发明一项制度安排。它最初可以给人们带来利益，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将会继续给人们带来利益，也就是说这项制度安排是报酬递增的。人们由于从这个制度安排中得益，便积极地学习它，主动地适应它，结果又创造了一些与这个制度安排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其中既有正式规则，也有非正式规则。制度安排之间的协调更强化了初始的制度变迁方向，这叫做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self-reinforce)”。“报酬递增过程也可以称为自我强化或正反馈过程。”[4]在长期，制度演进的规律大体如此。

诺斯的制度变迁轨迹理论来自布雷恩·阿瑟(W·Brain Arthur)关于经济系统运行有自我增强机制的观点。阿瑟考察了技术演变过程后指出，一项新技术刚出现时对于社会总是报酬递增的。它在初始阶段的效益可能很高，可以带来某项生产成本的明显下降。利益的驱动便使很多人采用并模仿这种技术，相应的配套技术也会随之诞生。这种技术得到配套技术的支持以后，构成一种整体的协调效果。它在扩散中被放大，因而得到流行。一旦这种技术在市场流行起来，人们会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从而更坚信这种技术。此时这种技术的路径依赖形成。这种路径依赖虽然有人们的推动，但本质上是该项技术“自我增强”的结果，因为没有外在力量强迫社会一定要选择这项技术。通常，新技术都可能是报酬递增的，在正反馈的作用下，这项技术被锁定，竞争者被排除。一种技术得以流行，而其他的技术被埋没的原因之一是所谓“占先”优势。一种新技术出现之时，刚好被人们所认识，并被人们主动去推广，就有可能形成发展的轨迹。而其他技术虽然也出现了，尽管可能是更好的技术，但没有机会进入流行的轨道，就可能失去流行的机会。因此，路径依赖的形成多少有点偶然的意味，体现的是“当前的可能性与先前一系列事件（部分地是偶然的）的结果之间的联系。”[5]

阿瑟认为一项技术的路径依赖过程中的自增强机制来源通常有四个：1高昂的建立成本或固定成本.这使得对这项技术的进一步投资会得到高回报，大批量生产将分散固定成本，从而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由于建立成本或固定成本很高，此时个人和组织固执地认同和坚持一种选择。2学习效应。人们一旦掌握了复杂的新技术，就可从继续利用中得到更高的回报。在不断地使用中，个人还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它，并可能激发相关的创新活动。3合作效应。一是一个人的收益因其他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技术选择而增加；二是一项技术因相关技术的发展而得到促进。增加对一项技术的使用，可以鼓励人们对相关技术的投资。这反过来吸引了更多的人使用这项技术。4适应性预期。人们对某项技术的预期有一种自我实现的特性，认识到这种技术未来还会继续流行，个人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使这些预期实现。”[6]阿瑟的理论对现实中技术演变的给出了解释：一是创建新技术不如沿用已有的技术；二是一种技术流行时，开发新技术不合算；三是既然大家都使用这种技术，没有理由不看好这项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反映的是通过自我增强后的良性循环；有的却是自我发展走向低效；有的则是非先进的技术盘距市场，更好的技术仅仅因为晚到一步，不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失去市场。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社会无法摆脱后进技术的控制，尽管有先进技术却不能利用。这时的社会处于被“锁定”状态下。

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在建立的时候成本通常也会很高，个人或组织也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利用组织或制度，通过合作或相关的活动也可以增进个人或组织的利益，人们对已有的组织和制度同样预期很高。因此组织和制度的发展也是个报酬递增的过程，也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把阿瑟关于技术的演变的理论用于解释制度的出现和变迁，认为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路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7]从历史上看，落后国家没有象新古典经济学所预言的那样，按先进国家的道路发展，而是陷入落后再落后的陷阱。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旧制度的自我强化使得落后国家无法效法先进国家，而是被“锁定”在低效的制度下。

路径依赖形成时制度处于均衡状态。良性的路径依赖与“锁定”的随机出现说明制度存在着多种均衡，制度演化的轨迹不是唯一的。制度的演进或是初始制度不断得以完善和强化；或是旧的制度被新的制度所取代。前一个方向体现了制度的路径依赖特性，后一个方向指的是制度的转变。由于设计成本、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的存在，一种制度形成以后，自我捍卫和强化的机制难以避免。因此，路径依赖是制度演进的第一种可能方向，制度运行的惯性使它自身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无论这种制度是否有效率。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无效制度是可能的，好的制度有可能无法进入统治者的制度选择集合。更进一步的结果是制度被“锁定”，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因此制度变迁的任务要么是打破“锁定”，设法使制度变迁进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要么是努力维持良性的路径依赖。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打破“锁定”，避免陷入恶性的制度陷阱固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维持有效的制度也是现实的需要。因此，发动制度变迁和保持制度的均衡都是合理的，只是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时候。由此可见，变迁不是绝对的，“多重均衡－－多种结论都是可能的，结果是不确定的，”[8]衡量一种制度变动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这种变动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变迁的方向也并非只有一个，打破“锁定”和维持良性的路径依赖都是可取的制度变迁方向。

 “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重要，它是渐进变迁的结果，用它可以解释不同的经济路径。”[9]变迁是个渐进的过程，组织和它们的企业家们作出的成千上万个决策不断改变着制度框架。短期获利机会累积地形成了长期变迁路径，这种长期结果并不是有目的的行为的结果。因为个人很少对更大的或他们以外的结果产生兴趣，个人期望的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也常常有很大的差异。“一旦政治体制产生的产权缺乏效率，经济衰退或停滞就会持续存在，因为一般情况下并没有一个反馈机制——一个能形成具有投资于生产性活动的动力的组织机制。”[10]也就是说那些鼓励非生产性活动，比如寻求再分配的活动受到制度上的鼓励。这样就会诱使更多的组织加入再分配活动，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如果再分配性组织在政体中占主导地位，一个便利这种类型交易的制度结构就会演变出来。这也是一种恶性的路径依赖，诺斯甚至断言“事实上，经济史更多的是‘无效率’路径而不是经济增长路径。”[11]

二

诺斯在解释经济史的时候提出了“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如果我们用这种模式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正反馈、自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现象。政治中之所以有路径依赖现象，是因为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集体活动的形成需要说服、组织、甚至强制，所以其建立成本高。集体行动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当事人自己，而且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因此合作效应明显。集体行为中最大的问题是在结果与努力之间没有联系，如果没有适应性预期的支撑，将无法维持。政治制度的高建立成本、合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都是报酬递增—路径依赖的典型特点。

政治活动需要在制度环境下进行，个人和组织的行动受制度的限制。制度的强制性的一个方面在于个人或组织难以轻易退出制度，特别是个人退出制度的成本很高。相反，制度具有鼓励个人和组织主动维系制度的功能，个人和组织的这些活动又反过来强化了制度。这是一种正反馈的过程，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增强。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不同，政治活动不是出于自愿的交换行为，这使得个人难以估算政治参与的收益。基于这种情况，个人参与政治往往是在不得不为之的时候。在这种动机下的参政行为较为容易滑向非理性，需要对之严加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因此政治活动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此外，建立制度要通过集体决策，集体行动的高成本也使得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强烈的倾向维持下去，这也是一种自增强特性。

政治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也决定了政治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政治中没有象价格那样单一的评价标准，政治行为者追求的目标比市场活动者更为复杂。“政治目标的复杂性，以及行动与结果之间松散和弥散的联系使得政治总是含糊不清的。”[12]这一方面造成政治活动的透明度低，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过程的交易成本明显高于经济过程。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所以“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造成的不完全市场是导致制度变化路径的两个因素。”[13]

另一方面，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学习效应，这也是一种正反馈。在其作用下，便形成路径依赖。政治文化一旦形成，通常也有这个特点。“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14]

政治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也相当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制度和政策的制订者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为了限制自己以及别人，制度设计者制造了大量阻止制度变化的障碍。这些对改革的障碍非常难以克服，比如欧盟的一致同意规则，美国修订宪法所需的绝对多数同意规则(surpermajorities)。”[15]政治的这种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所以尽管掌权者有能力动员资源，实现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达成的制度转型，但如果转型的成本过高，制度变迁仍无法实现。

政治权力分配的非对称性也是政治过程有报酬递增特点的一个原因。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这是一种正反馈过程，代表了另一种与诺斯和阿瑟所主张的有所不同的路径依赖，这时的路径依赖不是来自他人，而是自己。[16]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政治过程中，除了国际关系和选举政治的某些方面，大都不是自然选择过程，而是一种报酬递增的过程。在集体行动、制度演变、权威的行使和社会解释的过程中，都存在正反馈，都有自我增强的倾向。

路径依赖理论向已有的政治学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观。政治学习惯于认为只有“大的”原因才能引起“大的”结果；甚至认为只存在唯一的且可预测的政治后果；时间和顺序对于政治结果没有影响；认为理性行为者有能力设计和实行最适当的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路径依赖理论却支持相反的演变主张，指出特殊的时间安排和发生顺序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政治活动受其过程本身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是决定性的；从相似的条件出发，各种社会结果都是可能的；由于报酬递增和正反馈，“微小的”或偶然的事件可能导致重大的后果；某些特殊的活动进程，一旦被引入，就可能无法逆转，进入锁定；政治发展经常被那些塑造了社会生活基本轮廓的关键时刻或时机所加强。那些乍看上去很普通的，或是没有分析价值的小事件，可能正是造成路径依赖的原因。[17]

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时间和历史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性，认为时间决定结果：在历史顺序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决定了其怎样发生。“如果形成现在制度的过程与未来相关并制约着未来的选择，那么不仅历史重要，而且仍然存在的低效制度，以及长期以来一直有分歧的各种发展范式，都是来自同一种根源。”[18]

路径依赖理论的缺点在于其理论假设难以检验。报酬递增概念的检验需要回顾历史，而无法诉诸直接的经验，路径依赖概念在这方面的困难更为明显，因而被认为是一种“变量多，案例少”的理论。路径依赖是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但无法用来对未来进行预测。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小的事件如果发生在关键时刻，同样会对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事件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如果只面对偶然性，我们对未来无法作出预测。路径依赖只是对现存事实的一种解释，指出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一种惯性，低效的制度也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关于如何打破“锁定”，如何避免陷入恶性的路径依赖，新制度主义没有开出“药方”，这也应该说是其在理论上的一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