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见到的研究儒家学说对中国的影响的文章中，我从没见过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的文章，恰巧这是我研究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所涉猎的，因此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研究儒家的朋友都知道，儒家学说是一种致力使历史倒退到周制的落后学说，并不适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既然它是致力使社会倒退到周制，那么其学说也是为周制所设的，我们就该先分析周制与儒家希望周制会变成什么样子。周制是一种主要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民”的宝塔式的社会结构，春秋以前的史料很少涉及这种社会结构的运作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周王朝开始失去对诸侯的控制力之后的社会，在春秋战国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制的宗法制度使得无论是诸侯，还是大夫与士，大都是根据自身家族或个人的利益行事的，在于自身利益相违的情况下，是不会顾及君主或其他大夫或士家族的利益的，例如有名的陈轸说昭阳的记述：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①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适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柰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篃，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第十）

这个记述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君主与臣子的关系，至于臣下弑君或篡位、父子兄弟相攻杀的情况，也表明了周朝的宗法制度正处于崩坏中，孔丘正是针对这种社会情况，以恢复和完善周制为目的而创立了儒家学说，其中正名分、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是为了恢复并完善宗法关系，中庸不争是为了协调宗法制度下各个处于不同统治地位的家族之间的关系，使得统治阶层不发生不可调和的争执甚至争斗，那句有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为宗法社会下统治阶层人士所设的，如解释这句话的“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就说明了孔丘的目的，只要统治阶层各安其位，稳稳当当地统治黎民就可以了。有人说孔丘是教育家，不可否认，孔丘的学说在教育方面确实有可取之处，但是他不是为了提高民众素质而提出这些认识的，而是为了调教准备做统治者的士，虽然孔丘说过“有教无类”，但是他也说过“民可由使之，不可使知之”这话，他对弟子樊迟的小人之谓也正说明了他只是等着做统治阶层，连弟子耕田种菜也视为小人的行为，“有教无类”不过是实在没有追随者的无奈选择而已。孔丘也只是为了恢复周制，而非为了恢复周朝统治，他和后来的孟轲都看不起管仲，就因为管仲只是辅佐齐桓公做了霸主而非王者，可以说，儒家虽然提倡忠君，实际上是最彻底的所谓乱臣贼子，改朝换代只要一句虚无缥缈的“天命”就自圆其说了，从孔丘的历史来看，他也只是为了作官实现自己的目的，并非忠于哪个君主，着急之下甚至连背叛的大夫也要去投奔。所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反而是提倡道德的儒家最虚伪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