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家来说，尽管人已经脱离了近于禽兽的野蛮状态，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品质，即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道德能力和道德水平。因此除了把人区分为君子与小人之外，儒家相信，人类之中还有另外一种出类拔萃或具备超凡品质的特殊人物。这种特殊的人物，就是圣人。

在孔子思想中，圣人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至仁者。《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不过对于孔子来说，圣人如同尧舜一样，同时具有天子的含义，或者并没有把两者明确区分开来。《中庸》说过：“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

孔子思想之中的圣人，其实就是《论语·宪问》所谓达到“修己以安百姓”那样一种境界的特定人物。《论语·雍也》也还说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无论修己以安百姓还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只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即这个人既是圣人，又是天子。

孔子以后的先秦儒家，即孟子和荀子，不再赋予圣人以天子的含义。换句话说，他们考虑到了另外一些情况，并由此把圣人与天子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这另外一些情况是，天子未必是圣人，圣人未必是天子。前者的典型就是桀纣，后者的典型就是孔子。

在儒家思想中，桀纣虽然也是曾经统治天下的天子，但从未被看作是“先王”，而只被认为是“残贼之人”或“先王”的反面形式。至于从来没有统治天下的孔子，则被孔子以后的儒家推崇为圣人。《孟子 公孙丑上》：“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孔子以后的先秦儒家如此推崇孔子，无疑有排斥异端的意味。但是由于出类拔萃的孔子从来不是天子，孔子以后的儒家，因此可以把圣人划分为两种类型。根据是否得“势”这一标准，《荀子· 非十二子》认为，这两类圣人是：舜禹属于“圣人之得势者”；孔子属于“圣人之不得势者”。

对于孔子以后的儒家来说，把圣人与天子区分开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就是在认定天子可能并非圣人的同时，特别强调应由圣人来做天子，即不仅反对桀纣的统治，而且要求建立由圣人来做天子的圣王统治。

孟子的主张是，应当由仁者来统治天下。《孟子· 离娄上》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子的主张更为明确，即只有圣人才真正适合做天子而有天下。《荀子· 正论》说：“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

由圣人来做天子，或者德与位、圣与王的最佳组合，就是儒家设想的最为理想的统治形式。按照儒家自己的说法，这种统治可以称为圣王统治，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它不但属于一人统治的政体，而且还是由最好的一个人来做统治者的那样一种君主政体。

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正如儒家承认桀纣曾是天子一样，儒家思想也不能决定谁来做天子。而且谁做天子，可能更取决于思想以外的其他因素。但至少儒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并非人人皆可以为天子，相反，“天子非其人”将给天下带来“播其恶于众”的灾难。

法家思想：由中才来做帝王

对于如何治理天下或者国家，先秦法家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看法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或君主，不是设想为圣王，而是设想为中君。在荀子思想中，人君已被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圣君、中君和暴君。其中的中君，正是法家认可的帝王或君主。

为什么把人君设想为中君，或者中君为什么成了法家理想中的帝王？与儒家不同，法家并不特别关心圣人与天子之间的区别。法家宁愿相信，在一般情况或常规状态下，充当帝王的既不是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是桀纣那样的暴君，而是具有中才能力的人物。

《商君书· 修权》认为：“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私誉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韩非子·难势》指出：“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进一步说，仁者可能过于仁慈，暴者可能过于残暴，两者都不适合做统治者。韩非强调：“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再进一步说，假如“立法明分”或“抱法处势”就能成功治理天下，谁做帝王也就不显得特别重要了。《商君书》强调：“是故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

法家的上述观点，显然与儒家主张由圣人来做天子有很大的不同。在法家思想中，也有圣人或圣君之类提法，但并未把他们看作是最高统治者的当然人选。毋宁说，法家没有把圣人与天子联系起来的思想，因此既不承认天子应当是圣人，也不承认圣人应当是天子。

在某种意义上，儒家主张由圣人来做天子，实际上是突出强调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或者个人作用。诚如《中庸》所指出的：“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存；其人亡，则其政息。”法家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们特别强调的不是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或个人作用，而是某种足以保证统治者能够成功治理天下的统治制度。

当然，法家所理解的这种统治制度，其实也是儒家阐述过的由一个人来统治的制度。与儒家不同的是，充当统治者的这一个人，不管属于圣君还是中君，被法家赋予了更为广泛或更不受限制的权力。法家本身主张的法或赏罚之法，既被认为必须由统治者来垄断，又被看作是统治者用来治民以及治吏的一种主要手段。

除此之外，在韩非思想中，法与术还被认为是天子成功统治天下不可缺少的“帝王之具”。《韩非子· 定法》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其中的术，包括帝王用来驾驭群臣的权术，也即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应该说，即使已经做了天子或帝王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成功运用此类帝王之术。从这一角度看，做一个法家思想中的帝王，远比做一个儒家思想中的圣王要困难得多。他可能不是儒家设想的那种有德的圣人，但却是相当精明的天子，至少需要具备常人无法具备的更高水平的聪明才智或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