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
1、表中左右两边时间只是相邻事件发生的大致日期，左右两边日期并不完全对应。 2、“农牧冶金业西来”，指四五千年前，特别是4000年前后小麦种植、牛马羊牧养和青铜冶炼等技术由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大规模传入中国文明核心区。包括3000多年前马拉战车技术的传入，深深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以及王官之学的形成。 3、“始于公元前一世纪”，指印度佛教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 4、本图重点是道术及其时代意义，不是表达中国文化的演进，所以宋以后“儒家独尊”没有画出。 5、“再造文明”一栏中西文化的因子交流互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不是说“中西交流”阶段才有“中国道德化人文学术”与“西方去道德化物质文明”的交流互鉴。
编者按：2023年5月20日至21日，六经书院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东城雪莲亮点文创园举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5月21日所作的主旨报告。
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什么，是思想，是人类智慧的巅峰之一——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行为事业、修己治人相统一的道业，是包含宇宙和人生正确道路的整体学问，《庄子·天下篇》称为“内圣外王”、“道术”。相对于道术，诸子百家重点研究某一方面的学问，是方术。方术是道术的一部分，二者互补而非截然对立。西方文化中，研究外在客观事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研究内在情感智慧的宗教两分。中国文化不是这样，它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同情感道德相统一，全部学术都是道德化的，即使在军事上，也讲“以仁为本”。（《司马法·仁本第一》）——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不同点。去道德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学术上都是这样。经济学家文一教授认为，十一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不可逆转地破坏了维系中世纪欧洲统一意识形态与政治秩序的道德原则，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文艺复兴进一步演化为世俗主义的玩世不恭、人欲膨胀及人性泯灭。他写道：“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物欲’的大解放和‘肉欲’的‘大放荡’。这不仅是一个犯罪率飙升的时代，而且是强奸、兽交、鸡奸、拐骗、妓女和多种性病（尤其是梅毒）开始在欧洲爆发和流行的时期。人体艺术（包括裸体油画和雕塑）在这个时期的广泛流行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就连教皇和红衣主教都带头出钱赞助这种艺术活动。”【1】为了让大家对基于道德的宇宙人生的整体学问——道术一目了然，我作了上面这张“修己治人道术一览图”。它展现的不是学术史，而是道术的组成及其现代意义，所以图中没有画出宋明理学。实际上宋明理学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处在中华文明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深深影响了当代。道术是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术（法）统一的整体，联通形上、形下的是“名”。所以在中华文明第二期，对于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西汉学者刘向称黄老色彩浓重的名家经典《尹文子》：“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文献通考·经藉考》）《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称黄老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cuō，摘取——笔者注）名法之要。”道术源自中华文明第一期西周王官学，孔子将其提炼、删定为六经。《庄子·天下篇》讲得特别清楚：“（内圣外王，本数指道、末度指法）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中的《春秋》也是“旧法、世传之史”，孔子显明其义理而已。孔子时社会大乱，礼乐崩坏，学术上开始“道术为天下裂”，形成方术——诸子百家，这是中华文明第二期诸子百家强盛的时代。宋以后，百家之一儒家取得独尊地位，直到21世纪还有人将中国学术的一切都装在儒家筐子里，这都是“道术为天下裂”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分裂”并不像西方学术碎片化那样，不断细分的学科间彼此隔绝甚至对立，事实上它一直由道术维系，至少在汉代仍是这样。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诸子百家：“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就是说诸子百家各自推崇自己的长处，深究事物的始末，以阐明它的要旨，尽管有些弊端，但探究这些学问的根本，也都是《六经》的支流。为将道术与诸子百家统一起来，我们不仅借用了黄老的道、名、法概念，还借用了孔子的“孔门四科”概念，因为诸子与孔门后学关系很大，实际是孔子四科的进一步发展，从《史记·儒林列传》中能明确看到这一点。孔子死后，弟子子夏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左右一带（西河）教书，受业弟子包括道家的田子方，法家、兵家的吴起，墨家的禽滑厘等——子夏在孔门弟子中属文学科，以治经传经为业。除了道术的根本经学（文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孔门其他三科分别是：德行科，多阐述形上之道，主要对应儒学。诸子百家都讲内圣智慧之学，但儒学主教化，最为突出。在实用技艺中，与《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略最为相关，中医讲“下士养身，中士养气，上士养心”，作为生生之具，方技的最高境界还是养心，德行的修养；言语科，连接形上形下，是一切事功的基础，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实用技艺中，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略最为相关。言语科除了名学，还有“通上下之志”的纵横术，名学重正，纵横术重奇，不奇无以说服人；
政事科，多阐述形下之术，主要对应黄老道家和本于黄老道家的法家。在实用技艺中，与《汉书·艺文志》中的兵书略和数术略最为相关。其实我们很难将兵家与法家分别开来，因为中国文化中内政与外事不是明确划分的，武事也重视善政，政治上的胜利，《商君书·战法》所谓“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还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农家、阴阳家皆与政事关系密切，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我们用经学、子学构成的孔门四科阐述道名法、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术，补充以实用技艺，这样就能看到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本来面貌。所以说孔门四科是我们的思想理论主体。在返回此本、归于此正的基础上，我们才谈得上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再造人类文明。最近左右派的朋友都攻击我们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为何两面不讨好？原因不是我们对待西方的态度，而是因为我们犯了一个现代学术的大忌讳——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本土学术体系，还试图阐明内养外用圆融不二的道术。事实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指出不能走胡适路线全盘西化，要警惕被同化、被征服（美其名曰“充分世界化”），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经济学家刘絜敖教授写道：“‘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独立自尊的文化与民族，不可在与欧美文化接触之时，便为欧美文化所同化。”【2】为何近百年后，国人还不能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除了西方文化的强大，还因为中国文化的衰弱——不是中国文化天生就弱，而是复杂曲折的遭遇使它由强转弱，这真是历史的大不幸。所以我们更要恢复中华道术、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否则就无法真正实现中西互鉴，进而建立一个中西融和贯通的新文化。中国上古就是一个世界的中国。中华文明的第一期，从四千多年开始，就有大量欧亚大陆中西部的先进文化因子进入东亚，主要是牛马羊这类不与人争食的食草动物、小麦和青铜冶金技术的引入，生产力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中华道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佛教进入新疆，一个世纪后又进入中原。一方面佛教中国化使其成为一种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佛教化导致出现宋明理学，儒家独尊确立，影响至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文明侵入中国，中国本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复兴之路艰难。目前我们仍处于中西交往、交流的阶段，距离中西会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至于东西方如何互鉴，我在另一篇报告中提出了三条路径，诸位也可进一步探索，这里不展开论述。需要谨记的一点是：中国文化绝不是落后的，我们只是科技上一时落后——这也即将成为历史，我们正在快速追赶反超。植根于自然人伦的道德化的中国文化能在很大程度上贡献未来世界。我很赞同南怀瑾先生的观点：“中国累积数千年的文化精神，足可补救物质文明的缺陷。”【3】道是天下人的公道，道术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五千年的正确路线，是人类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资源——这是我们事业的时代意义、世界意义之所在。目前的关键工作，是铸牢我们的思想内核，这样六经书院就会立于不败。至于海内外宣传和政治经济资源的争取，那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够目光远大，群策群力。从事于道，这种伟大的事业没有明确的前路可循。我们只有脚踏实地，砥砺前行！注释： 【1】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93页。【2】刘絜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1935年6月。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南怀瑾：《人文世界》创刊词，1971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