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认识“中国模式”的历史之维，真正理解中国植根于厚重历史的现实，必须重建当代人文学术。否则，中国人文学术永远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光直先生（1931~2001）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发现，近代人文学术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许多方面根本无法涵盖中华文明。他写道：“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5~56页。）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重塑世界人文社科的知识版图，只有将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平等融入当代人文学术的时候，后者才具有普世价值。笔者认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首先要在灵魂上自立，有了独立的学术人格，才有可能摆脱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奴化“殖民地式学术”，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过度西化只会使我们离西方越近，离中国越远。比如在学术的核心哲学领域，现在连中国哲学是否存在都成了问题。当然，成为问题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之术早已无人提及——哪怕从王安石到陈云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政府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

其二，重建世界人文社科需要对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全面梳理。中国学术传统不同于发端于希腊的私家学术，是王家史官之学，是层层累积的结果，这有巨大的好处——中国学术不是零碎的，她有完整的系统。有时你会惊叹中国古典学术理论上的简洁与优美，不仅自然科学与人文领域在理论上相通，人文科学体系内部也互通。比如中医原理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原理是一样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黄帝四经》有近密的血缘关系，当代学者多有论述。（参阅战佳阳、陈珩、赵明山，《〈黄帝四经〉》对〈黄帝内经〉阴阳思想的影响》， 《辽宁中医杂志》，2004年05期。）再比如中医中藏象学说与陈云经济思想中的四大平衡理论异曲同工，都是讲系统内部及系统与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参阅常青：《试论陈云的经济平衡思想》，《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1期。）

最后，我们应看到人类文明正处在一个突破点上。20世纪量子论、系统论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华文明的回归。我们不是在讲“西学中源”以增进民族自信心，笔者的意思是说，西方物理学的进展冲破了科学与哲学的界线，重新发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举例说，美国圣塔菲研究所花旗银行教席教授布赖恩·阿瑟（W. Brian Arthur）在为自己的经济理论寻找哲学基础时，发现了道家的现代性，但他不知道道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经济学轻重理论，目前残存在《管子》轻重十六篇之中。进而言之，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重建可能会直接放在轻重理论的基础上——因为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中国经济现象时常常谬误百出！

有时作学术更需要勇气和决心。笔者希望更多学者加入到重塑人类人文社科的文明远征中来。可以预见，这一伟大的远征不会有金光大道，但会有更多的奇迹出现——中华民族五千年雄伟文明之巅期待着学术勇士的到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