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古典政治反对党派竞争，注意整体和谐不同，从雅典时代起，西方传统政治就对党争持容忍的态度。古希腊政治改革家梭伦不是要消灭党争，而是努力维护党争的秩序，要人们必须加入一方，如果有人不参与党争，就会丧失公民权利，这在中国古典政治中显得不可思议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介绍说：“他看到国家经常处在党争状态，而有的公民竟然漠不关心国事，听任自然。因此他制定了一种特别的法律对付他们，规定任何人当发生内争之时，袖手不前，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将丧失公民权利，而不成为国家的一份子。”（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12页。） 

过去一百年来，当中国知识分子引入西方政治制度时，习惯性地忽略东西方思维方式、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上的不同。比如国家最高元首的民选一直是中国某些人的目标，但他们似乎忘了，中国政府同时要承担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而西式普选只能选择政治忠诚者，而不是道德上的领袖——事实上西方人在选择教皇时也不是普选。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战胜利后那样具备实现美式民主的条件。国内方面，有武装的共产党和没有武装的第三方（以民盟为主体的民主党派）都要求民主。第三方的口号特别合乎当代某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口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口号十分厉害，前者反对政治独裁，后者反对武装割据，前者要求国民党让权，后者让共产党交枪。但事实证明它们相当于什么也没有说，第三方最多只能在国共政争的夹缝中苟延残喘，更谈不上左右政局。后来有人问梁漱溟国共由政争走向战争的原因，他回答：症结么？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连梁漱溟本人都不清楚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的民主党派只是好看的西式空中楼阁。第三方著名人物黄炎培在1944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坦言：参与者实际上“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的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36页。） 

国际方面，1945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核心是要国民党结束一党训政，建立民主政府。杜鲁门特别派了二战英雄，刚刚卸任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关系，马歇尔的目的很简单：将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到中国。

这位享有崇高国际声誉又好人缘的将军不了解，在中国政治权威与军事权威合一的条件下，只有拥有武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而一个拥有武装的反对党又不符合美式民主，所以等待他的只有失败。1946年12月18日，在中国政治战场上惨败的马歇尔回美前怀着酸涩的心情对罗隆基说：“正像以往我一度为国民党所利用，现在我已经在为共产党所利用……但是，我不能听任我被任何一方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的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8~469页。）

今天，有学者还认为未来只能仰仗西式民主了！他们的所有改革方向都指向“德先生”，希望他能像科学“赛先生”一样在东亚大陆上早日安家；这些人忘记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体制性腐败，如政商旋转门，游说集团的合法存在等等。

世界上没有预言家，我们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终会走向何方，但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当一些人近乎狂热地拥抱所谓世界民主的滚滚大潮时，他们不要忘记从五千年文明源头奔腾而至，席卷一切的中华文明长河——过去四千多年来，中国选举制度的核心都是选贤任能！

无论是你爱她还是恨她，你都无法忽视她，这就是文明的力量。文明的力量有时是内在的，却永远是现实的。无论西方的治理经验多么成功，无论他们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都不能保证平移到中国不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或者根本无法越过太平洋平移到中国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