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利主义，就是既求自利、又不唯自利，就是既利己、又利他利社会，就是将这样的两者兼顾作为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行为的普遍指导思想。

从客观上讲，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永远是既有摩擦又相辅相成的。在别一个范围内、或别一个层次上，当原先利益对立的双方面对着一个“第三者”的时候，他们之间就会显现出利益互补的一面。如在一个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内，劳资矛盾有时显得相当尖锐。但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又会突显出劳资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互补性。如果没有这种利益互补性，那么企业管理所要求的“团队精神”不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或者就等于是奴隶对于主子的绝对服从？！同样，企业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无论如何激烈，但是面对着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威胁，谁都不可能无视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彼此祸福与共的利益互补性而推卸自己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谁都无法否认普遍唯自利的“经济人”不负责任的作为（美国是这方面最顽固的突出例子）导致了人类整体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其恶果谁都逃脱不了。

笔者在这里并没有着重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主义，也不是反对追求合理的自我利益，而只是提倡他我兼顾的兼利主义。虽然任何社会都有一小部分人是以奉献自己、服务社会为乐的利他主义者，他们确实值得敬仰、值得效法，他们应是我们每个人修身、修心、修行的榜样。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被人们看作是、或自诩为是的社会精英分子（“成功”或“出名”不等于就是“精英”），如果能够在日益增进的程度上以兼利主义作为指导自己一切行为的道德原则，或者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那么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会太平、祥和、和谐得多，人们就会安乐得多了。

提倡兼利主义，并不是要反对合理竞争、经济核算、甚至精打细算。国人有句俗语说，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但国人也都明白：“明算账”并不等于不要亲情、不要互相合作、互相照顾彼此的利益、甚至必要时牺牲一点自己来成全对方。既然在这个变得越来越小的地球上，一切人的利益都是相关的，建立在这种“利益相关性”、“利益互补性”认识基础上的人类博爱之情，不也是一种“亲情”吗？更何况同一个族类？不仅如此，人与其它生命物类、与整个自然界也都是互补共存的，人类对这种互补性的无知正在招致无情的惩罚。所以我们还必须对无限宇宙的无尽万象怀抱一种敬畏、亲和的感情，必须克制自己自利的霸道独大心理。

在政治运作中，兼利主义也并不排斥民意代表为其选民争取合理权益。但上面说过，由于人们的利益相关，各方利益的最大实现往往离不开双方或多方利益的互补，而对于每一方的利益，都是自己方面的直接感受最真切，因此要在利益互补中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就必须学会从兼利主义的角度诚恳、耐心地倾听对方或他方的利益诉求，而不是如棋盘上那样的无情“博弈”厮杀。如果各方都以利益互补为前提，既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又设身处地地考虑他方的诉求，共同来寻找使利益互补最大化的平衡点，那才应该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目的。即使各方的立场最终仍有距离，而不得不辅之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权宜性票决程序，票决前的各方互相倾听、对话、理解、和立场的接近，对于票决后通过实践进一步检验各自的认识、在实现利益互补最大化方面进一步互相接近，仍具有根本性的积极意义。只有通过“求同”的不断累积，才能真正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民主，可以是竞争的民主，但不应是对抗的民主；可以是采用投票对决作为程序之一的民主，但还应是协商求同在先、在后的民主。棋盘厮杀的“博弈”策略（“丢卒保车”或“丟車保帅”）、工具理性（就是将不得不迁就他人的利益看作是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跳板）最多只能保持社会表层的“温文尔雅”、“文明礼貌”（尽管这些也是重要的），却造就了深层骨子里的霸道、冷酷、残忍（就像当今的美国社会内外两张脸）。只有当兼利主义成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普遍指导思想，成为民主政治的灵魂，成为一个社会（国家或世界）的文化主流，成为民风，这个社会才可能是内内外外都是和谐、安乐的、人人留恋或向往的。

所以，唯自利经济人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仍然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所描写的前国家社会的自然状态），只是常常带上了“文明”、“民主”的面纱而已，有时甚至连非暴力、无死刑这样的“文明”面纱、以及通过联合国议决这样的“民主”面纱都感到碍手碍脚、因此干脆丢掉了。这种“文明”战争必然导致经济、政治、文化权力的垄断，少数人（以虚假“多数”的名义）的霸道、暴政，赤裸裸的战争，和人民的灾难。只有以兼利主义作为民主运作的灵魂，才可以防止民主理念的批评者所担心或诟病的“多数人的暴政”、“暴民政治”的出现，也可以防止以推广“民主”之名实施侵略、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反民主暴行。

 （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政治理论篇，第六章第五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