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法家的词典里，“无为”不是笼统的“不作为”，而是不去“作”打破平衡之“为”，即不妄为，而只“作”顺道求衡之“为”。所以“无为、求衡”代表着道法家的思维和行动路线；以“无为、求衡”逐步实现阶级对抗的消亡，乃是道法社会主义的政纲。从此文开始，笔者将以此为纲分析一下传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的得与失。

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本质不同：后者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乃至剥削阶级中一部分人组成的统治集团一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只要能够维持这种狭隘的私利，任何其它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可以全然不顾、可以任意牺牲；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是为了逐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促使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消亡。两者目标完全相反。

    反的目标要循着相反的路线来达到。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全人类这一目标，符合老子“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有机整体动态平衡这一“天之道”在人类意识中的反映。因此，实现这一目标的思想和行动路线也必须符合多维整体动态平衡的原理，应采取中国传统的求衡路线，而不能沿袭资本主义的“对抗思维”路线。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东西要一概抛弃，而是要以多维整体动态平衡这个总纲来衡量、判断、和取舍。

如“法治”，不但西方有，中国传统也有。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实行法治，以取代人治，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所以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经验我们要研究、借鉴。只是无产阶级以消灭剥削和压迫、求取社会关系的最大平衡为最终目标之法，与资产阶级必须不断制造对抗、维持其霸权之法，在本质上不同，是不能完全照搬的。又如“民主”，西方具有长期的有限民主政治传统，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排斥。西方民主的某些程序和做法在一定范围内、某种程度上符合动态平衡之道，但并不符合“多维整体” 的动态平衡之道，因为它植根于不平衡的劳资关系和宏观社会经济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是所有社会的重要之“维”，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恰恰将这一重要之维故意掐断了。所以看似民主的政治程序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不民主，更加隐秘地巩固了资本的霸权，所以在根本上是反民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不建设多方平衡的民主法治体制。

    总之，阶级和阶级对抗的逐步消亡，既不能不通过局部时空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与终极求衡路线相反的乱斗乱作为、以斗为乐来实现。

    为了说明“无为”与“求衡”的关系，有必要说明一下道家的“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的“治”，指国家治理或社会治理，“治”者当然是指政府官员、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无为”有如下四层意思：

一是在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对社会事物进行判断的层次上或范围内，如果在经常性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没有发现明显不平衡之处，就不要无端生事、妄加干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而应听其自然，静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这是“无为”的第一层意思。

如果发现有不平衡之处，就应该设法找出有利于恢复平衡的社会因素。这样的因素肯定存在，因为从不平衡走向平衡是自然趋势，那么促进平衡的因素必然存在于自然之中。然后顺势而为地采取措施扶助这样的因素去恢复平衡。例如：虽然房产业的发展会带动其它诸多行业、因而即使市场房价一时过高仍可能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如果长期过高，就会使少数房屋发展商和投机者大发横财，使工资劳动者买不起房、或沦为长期得不到解放的房奴，就会降低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能力、从而削弱整个大市场的购买力，其短期有利效应最终抵消不了长期消极效应，而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同时房产业的这种畸形发展必然暴露出官商勾结联袂腐败的蛛丝马迹，引起大众的义愤。这些抱怨和义愤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这种舆论就是有利于恢复平衡的社会因素。于是国家领导人发话说：房屋主要是用来居住的。言下之意不是用来给少数人投机发财的。然后各地政府采取措施，设法平抑房价。这就是顺势而为，是继承了道法家的求衡路线。顺势而为就是不妄为，就是无为。这是无为的第二层意思。

无为而治还有另外两种情况：

社会矛盾尖锐剧烈、危机深重，但不知道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这时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也就是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高到、大到在短时期内难以看清天下事态发展的自然趋势，就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观察、研究、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为政者可以有所分工。按照一种经典说法，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君王除了用好人才、责成众大臣和一般官员处理好上述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以外，他自己则需要静下心来，抛开冗杂的日常事务，从历史的高度、以天下的眼光，在尽可能宏大的社会历史层次上观察、研究、思考，尽可能体察、认定所处历史大时期社会发展的天然大趋势究竟是什么。一旦有了把握，有所认定，如果感到那种大趋势的苗头尚未显露、因而变革的时机未到，那就静待时机，可以趁此“闲暇”进行内修外练：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内在修养“内业”，一方面不放松对外的调查研究。这种“静待”应该是无为而治的第三层意思。

无论是社会太平时期的不无端生事，还是不太平时期的“静待”，都是所谓的帝王“南面之术”。在明君“静待”、或昏君当道的悠长年月，有抱负有智慧的在野精英往往隐居山林，同时静待出世奉献的时机。这样的隐士多属道家。当然也有以从医、从教奉献智慧于社会者。孔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微子篇》）。这是他带着众多弟子周游列国“现”于诸侯、而未曾觅得施展抱负的机会、经失望多年后的惨痛人生经验总结。

在社会危机深重时期，如果是明君或贤臣，一旦发觉有利于变革的因素正加速显现、变革的时机正在到来，就开始寻找知音，物色人才，乘势发动变革，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开创新的时代。这样的顺势而为，与上述第二层意思相似，应该看作是无为而治的第四层意思。

（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政治理论篇，第四章，第一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