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凌纯声（1901-1978年），字民复,江苏武进（常州）人，民国时期人类学南方学派重要人物，与北派侧重汉人乡村的社会分析不同，南派侧重边疆族群的研究。 1949年，凌纯声随史语所渡海迁台后，发现台湾保存诸多南岛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于是深入“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研究，成绩斐然。专题著作有：《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及《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五种。怎奈此种研究涉及不同国族，方方面面，殊为不易。除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的树皮布研究，其他领域未见有大的推进。 环太平洋文化研究对于认识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十分重要，深望学人努力焉！ 本篇节选自凌纯声《太平洋上的中国远古文化》一文（地名不统一之处略有改动），收入其论文集《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该书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出版。《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分作“中国边疆民族与文化”、“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两大部分，后一专题中《太平洋上的中国远古文化》，《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属通论性质的文章。 凌先生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继承夷夏东西说，认为来自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大陆夏文化，与来自东部平原的海洋夷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整合形成中原文化，考古学上殷文化可谓中原文化的代表。夷文化的三个特性是：珠贝、舟楫和文身；夏文化三个特质是：金玉、车马和衣冠。他还推测：“东夷向亚洲东北移动，渡北令海峡（即白令海峡——笔者注）而入北美，南夷则南下先至南洋群岛，在南太平洋中，逐岛航行而抵南美。故作者深信环太平洋的古文化，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即上面所说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收入《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今天看来，凌先生对夷夏文化特性的把握不太准确，比如玉文化属东方夷文化，环太平洋多个地区的人们也以玉为礼器。我们不能苛求先行者，因为今人的研究都是站在先人的肩膀之上。我们需要凌先生那种超越学科、民族、国界的大视野——这是21世纪身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学人十分需要的学术品格！
这中国的远古文化，在先史时代早向大陆和海洋各方面发展和分布。所以中国远古文化的时间可上溯数十万年；其空间西抵乌拉尔与喜马拉雅山脉之东；东经太平洋而达南北美洲。在这广大区域之中，近代在考古学上发掘出的古物，和民族学上发现的文物制度，可说有十之七八，是起源于中国的。今晚限于时间，只能举出几种文化特质，简略的说一说。一、航海。在太平洋上至今尚保有原始的固有的栰排、方舟（double Canoe）、戈船（Outrigger Canoe）、楼船四种航海的交通工具。太平洋上的民族在远古的时代，即利用这四种航海的栰舟，自亚洲远航而移植到各岛屿去的。而此四种航海工具可说都是起源于中国的，兹分述如左：
（一）栰排。罗欣《物原》云：“燧人以匏济水，伏羲始乘桴，轩辕作舟。”王嘉《拾遣记·皇帝篇》亦云：“轩辕变乘桴以造舟楫。”则中国的桴栰起于三皇之时。至五帝时代已用于航海，如《拾遗记·少昊篇》云：“少昊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苍茫之浦……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熏芳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后至春秋时代乘桴航海的记载有《论语·公治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越绝书·卷八》有云：“勾践初徒，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中国这一始自上古的乘桴航海文化，五千年来一直保存到现在，据民国四十三年台湾农业年报的统计，台湾无动力的渔船，共计二万五千五百四十一艘，其中竹筏有一万三千八百零八只，几占总数三分之二。在日据时代走私商人，有乘竹筏远航香港，时速可达十二海里。现在太平洋上土著民族，所乘的栰排，不仅制造与使用方法完全与中国相同，连名称亦相近。他们称栰排为vaka成Pahi，中国古代有云：“南方曰簿，北方曰筏。”可见这筏簿文化，在中国是由南北两地分向太平洋上迁移。（二）方舟。《诗经·周南》：“不可方思。”又《邶风》：“方之舟之。”《说文》：“方，併船也。”又“舫，方舟也。”《尔雅》：“大夫方舟。”，李巡注云：“併两船曰方舟。”所谓併两船即英文的double canoes，这是太平洋上尤其是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主要航海的船只。方舟是由筏进步而来，她的功用与筏相等，但既省材料又轻便而能增快航行的速度。（三）戈船。《越绝书·卷八》：“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又《史记·南越传》：“戈船、下历将军。”作者怀疑古代的戈船即今太平洋上的边架艇（outrigger canoe），就是一只独木舟一边帮扎一木架，即成单架艇，两边加木架为双架艇，任何小船加上单架或双架，在海上航行虽遇风浪，不易倾覆。架的形式似戈，或是戈船名称的由来。又边架艇或是古代的艇，《淮南子·俶真训》：“越舲蜀艇。”高秀注：“蜀艇一板之舟。”《广韵》梃训木片，与一板义合，疑艇即挺之俗字。舟有一板或木片，由文义推测，很可能是边架艇。这边架艇至今为太平洋上最多航海工具，他较之方舟尤便捷而轻快。（四）楼船。上述的栰排（或作筏簿），方舟、戈船在海上航行，如遇风浪，易受浪击，为避免海水侵蚀，多可架高施楼，即成楼船。又楼船可施楼数层，增加载重，在中国古代用作水师，《越绝书·卷四》：“浩浩之水，朝夕有时……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史记·南越传》：“江淮以南楼船师十万。”这种楼船在近代太平洋上尚用作战船，同时可想到有此能载重的楼船，所以太平洋上的民族得大量的迁移和远航。在古代住在亚洲地中海（凌先生所说的亚洲地中海大体在第一岛链与大陆之间——笔者注）及中国沿海的九夷与百越之民，发明上面四种航海工具，所以能把中国远古文化传播至太平洋上。二、武器。在今天太平洋上各民族所用武器或工具，有几种是源于中国的：（一）有段石斧。这是长方而扁形的石斧或锛，器的面上有凸出凹下的段痕，用以装柄，可使柄装的牢固。这是波利尼西亚具有代表性的石器。据最近来华的新西兰考古学家Duff博士的研究，这种石器是起源于中国福建的，经中国台湾并经菲律宾而传至波利尼西亚。 （二）有肩石斧。斧的形状近似铜器的戊戚。有斧头与柄，柄小于头，柄的两旁成肩形。这类石斧分布在华南、台湾、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三）巴图。所谓巴图，为一种舌状的扁平棍棒，玉石或鲸骨或木制，它是东部波利尼西亚最特征性的武器之一，在新西兰最为普遍，也曾见于夏威夷，在美拉尼西亚的多为骨或木制。它用作武器外，同时用作社会地位的品级标志。这与中国古代的玉圭牙笏，同一形状、资料及功用。中国的圭，后世虽仅知为品级的标识，但《释名》有云：“大圭曰珽。”孟子有云：“杀人以梃。”可见其亦为兵器与巴图相同。（四）石钺。这是圆形或长方的扁平石或玉制的武器，器上有两孔或一孔用以装柄。中国南方百越民族称越，一说是因用这武器曰钺而得名。这种石或玉钺在浙江与广西均发见史前的遗物。在美拉尼亚西和印尼群岛，都可以找到考古和民族学的遗物与标本。三、乐器。太平洋上现有几种乐器，与现在中国孔庙的雅乐器相同的，不过保存其更原始的形式，如竹簧、匏笙、排箫及土埙。 （一）竹簧。今太平洋上分布最广的口琴，即古代之簧，以小管剖成为四片或两半，削薄在竹片中间刻成舌状之簧，以绳拉或拨舌尖振动之，置于口腔作共鸣器以发音。这种乐器在中国起源甚古。《世本》：“女娲作簧。”《古史考》又云：“女娲作簧。”《诗》：“君子阴阳左执黄。”《楚辞·九章》：“愿假簧以舒忧兮。”又葛洪《神仙传》：“仙人王遥箧中取竹簧与人对鼓之。”今台湾土著族多数用此乐器，有竹簧与铜簧，簧数单簧、双簧较多，亦有多至七八簧者，这簧器的制作，在台湾土著颇为进步。 （二）匏笙。这种乐器是由竹簧演进而来，即以小管刻成一簧舌，吹之发音，以许多簧管插于匏中即成笙。在中国起源亦很古，《礼记·明堂传》：“女娲之笙簧。”后世以为笙与簧同器为一物而笙簧并称，均女娲所作。实则女娲所作笙中之簧，故《宋书·乐志》云：“笙中之簧，女娲所造。”至于笙据《世本》云：“古者随作笙。”又云：“女娲令随作笙簧。”则据传说笙乃随所造。笙为古代雅乐八音之一的匏。其起源后于簧，故其分布不如簧之广。匏笙又称葫芦笙，今分布在中国西南，中南半岛及印尼群岛等地。 （三）排箫。今孔庙中有此器，有十六根吹口之箫，排列插入一木架中，架面绘有双凤。其始作，《吕氏春秋》云：“黄帝令伶伦为律，伶伦制十二箫，听凤岛之鸣，以别十二律。”又《风俗通》云：“舞作箫，其形参差以象凤翼，十管长尺二寸。”在太平洋上其主要分布地在美拉尼西亚群岛，但在波利尼西亚的东加（Tonga）群岛亦有之。 （四）土埙。埙为古代雅乐八音中之土制乐器，大者如鹅卵，小者如鸡蛋。上有一吹孔，最普通的有五个音孔，前三后二。据《世本》云：“埙，暴辛公所造。”中国考古发掘所得，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埙。殷墟发见有白陶及牛角制的埙，并多雕刻饕餮花纹甚为精美。周代有灰陶及石制的埙，但较商代的为大。这种土埙在太平洋上主要地区美拉尼西亚的新几内亚岛及波利尼西亚的新西兰等地。 四、榻布。中国古代做衣服的材料，是用麻丝织成的布，但在更古的尚有树皮布，即以楮树皮打成的布。《韩诗外传》云：“原宪楮冠藜杖。”所谓楮冠以楮皮布做的冠或头巾。又《史记》有云：“榻布皮革千石。”《汉书》亦云：“答布皮革千石。”至今太平洋上各群岛以树皮布做衣料，名叫Tapa，与榻布同音；又《后汉书》中有幏布，则与夏威夷人称树皮布谓Kapa相同。现在台湾的阿美族犹记得打制树皮布之法，今犹称毡曰Tapam或Tapa；被曰Tapah；裙曰 Tapal。此皆与中国同为一物而且同名。可见太平洋上的Tapa文化亦起源于中国的。 又中国古代榻布，不仅用做衣服，亦用于写字。《汉书》中的赫踬，即为用树皮纸所书的字，今爪哇人犹用树皮为书写之纸。后来蔡伦之发明造纸术，亦是受了树皮布纸的影响。且树皮上绘画或印刷成的文饰，绘画的笔墨和印刷花纹的雕刻木板，这可说明中国人发明笔墨和印刷术与树皮布文化有关。五、社庙。中国最古的宗教，可称之为上帝教，或社稷教，或土地教。所祀的神鬼分为上帝、天神、地祇、人鬼（祖先等）四类。祭神鬼是所谓“古者神鬼所在谓之庙”，庙更古的则称社。最古的社庙形制很简单，即古所谓“除地为墠，起为坛。”在清除的墠地，或筑高坛台上，立起像男女生殖器的石柱或石牌称为社主；或植以当地土宜之树，名曰社树；二者用以代表神鬼。如一朝代或一国家灭亡，他的大社或国社则建屋以覆盖之。故清社既屋，就是清朝已亡了。所以古代祭神鬼的社庙所在必在郊野。后世曾建屋为宗庙，然仍保存露天的墠坛之制。此中国最古的上帝教或社稷教，可说分布几遍太平洋区。对于神鬼的分类，墠坛的建筑，植立的社树与石主，与中国的社庙之制相同，且在波利尼西亚祭神鬼所在通称Marae，而在马基萨斯群岛简称庙Meae；又在美拉尼西亚叫做社Sua或 Sar，则此二地的祭地名称，竟与中国庙社的名称完全相同。 六、犬祭。上面已说过中国最古的基层文化是海洋文化。后由亚洲西北而传入的文化，我们称之为大陆文化。如以中国家畜而言：有鸡、犬、豕、马、牛、羊畜，前三者为固有的海洋文化；后三者为后来传入的大陆文化。在太平洋上诸群岛，在欧人未来之前，只有鸡、犬、豕三种家畜。故祭祀用犬作牺牲，可算太平洋区文化特征之一。中国古代的殷墟中，考古学家已找到了用犬作牺牲的遗迹。在甲骨卜辞中发见以宁犬、磔犬、燎犬、埋犬等祭法以祭风、祭日、祭四方。而见于经传者更多，如《周礼·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礼记·曲礼》：“凡宗庙之礼，犬曰羹献。”《老子》卷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谓刍狗，“古者结草为狗，用以祭祀，祭毕则弃，喻其无爱惜之心也。”可见春秋时已不用真狗祭祀。但至后汉，祀圣师周公、孔子尚用犬牲。前在清代，“台俗七夕、中秋、重阳，俱祀魁星，是日儒生有杀犬，取其首以祀者。”直至近代台湾土著及华南的苗夷诸族尚有用犬祭者。在太平洋上及其沿岸亚美两洲多有犬祭之俗。故这一犬祭文化或亦起于中国，而其分布广及整个太平洋区。 以上所述，不过任举数例而已。其他如嚼酒、乡饮、乡射诸礼，玄鸟、羲和等传说，龟祭、过火、伸舌等俗，这许多在太平洋上现存的文化，多能在中国的古史、考古、民俗、民族学等材料中，都能找到其源流。现在限于时间，不能多讲。最后，我们可以暂作一个结论：今日太平洋上的多岛、小岛、黑岛及印尼四个群岛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属于同一的南岛（Austronesian）语言，他们的文化多数是大同而小异，文化语言相同可说是同一民族。在远古时代住在华北沿东海，华南沿南海一带，即后世所称九夷与百越之民。他们何时远航向太平洋上移居，今日虽不能确言，但据传说：纪元前三千年少昊氏母皇娥，已乘桴泛于海上；西元前第六世纪，孔子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又阴阳家邹衍的大九州之说，这种学说，必有所据。可见在春秋时代，燕、齐、吴、越之民不仅在近海沿岸，且早已在太平洋上远航，否则邹衍得不到这种大九州的海洋地理知识。 在秦汉以前，中国沿海的夷越自由航行海外。但自秦一天下，始皇三十七年南巡至会稽，欲隔绝越人与海外的关系，乃移大越民于内地，迁罪人于沿海以备外越，实行海禁政策。后汉武继之，在救东越，灭闽越之后，亦多徒其民于江淮间；后又征南越亦迁其降人于内地。秦皇汉武相继对越的灭国徒民，以引起越人的“逃遁山谷”或“亡入海”。《史记》南越与东越两列传均载有“亡入海”一语。或在此时，大批越民逃亡入海，分散向太平洋上各群岛移植，而引起一次民族大移动。自此以后因海禁隔绝，中国人很少经东海向远洋航行，故太平洋上的多岛、小岛、黑岛群岛的民族，均能保存中国的远古文化，后世文化似多未曾输入。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故今日分布在太平洋上的野人，他们都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先进。 （这是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一书附录二，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