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7月10日于成都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上，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的演讲，文字稿由CPEER编辑部整理并经作者审定，特予推送，以飨读者。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以这种方式庆祝建党百年。刚才白老师的开场非常厚重，后面接着的人有点难讲。我的题目是孟捷老师给我的命题作文，谈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其实我不是专门做这个研究的，所以各位凑合听，我算是抛砖引玉。众所周知，这次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疫情是全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挑战。目前，疫情已经造成全球超过1.8亿人感染，死亡人数近400万，美国近十分之一的人口感染（大概是3300多万），其死亡人数超过60万。美国作为最发达国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因此，这次疫情也给我们党的百年大庆增加了一个时空坐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国今天取得的成效，特别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对比西方国家抗疫的无能为力。我觉得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的人，有点汗颜，实践已经远远的走在前面，我们的理论提炼还远远不够，刚才白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我们需要努力，需要从理论上提炼为什么我们能？

从经济指标上来看，2007到2020的13年间：中国的人均实际GDP累计增长了141.51%，美国为7.81%；中国的人均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为7.018%，美国为0.580%，参见表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其实，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就在反思，为什么GDP的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斯蒂格利茨和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此写作了《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这本书。

大家看，这是全球GDP增长率的一个比较（见表2）。去年中国迅速控制住疫情，经济全面恢复正常。所以，去年我们GDP的增长率是2.3，美国是-3.5%。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觉得GDP测算一定出了问题，为什么？因为GDP仅仅计算有市场交易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抗疫有无数志愿者和义务服务，这是没有GDP的。中国去年有小半年的时间是隔离状态，大家是在家里做饭，这不是市场活动，不算在GDP里面。美国和欧洲等国一定要出去吃饭，出去喝咖啡、去酒吧等等，所以他们有很高的GDP，出去消费就算在GDP。还有，到去年年底美国的死亡人数和得病的人数需要治疗，这些都是GDP。我们新冠感染总人数8万多，死亡人数4000多，与美国比病人产生的GDP要低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成功控制住了疫情，挽救了无数生命，但是这些不在GDP里面反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我曾经带领我的团队，尝试做了中国抗疫的经济收益分析。我们把我们成功控制住疫情，避免了多少发病率、死亡率、挽救了多少生命等，按生命价值表来算，创造了多少价值。算出来的结果，让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个数字太大了，但是在现实中它是不反映在我们GDP里面，也就是说，这其实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的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对中国如此恐惧，从2007年到现在，2008年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是以加速度在发展，我们的人均GDP翻了一番以上，而美国基本没变，尽管美国人均GDP是我们的6倍多，人均医疗费用是12000美元，是我们的10倍多，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基本上处于一个瘫痪状态，与它的GDP水平完全不符合。这不仅仅是疫情导致的。最近，气候问题、迈阿密楼塌以及美国社会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前两天我特别感慨，因为我在美国工作生活过很多年，美国的国庆节就是7月4号，在我的印象中这是非常美的时候，然而现在因为疫情、枪杀等等，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一种瘫痪、无序的状态。

另外就是抗击新冠疫情，我们有学者在经济研究上都发了文章，说美国抗疫措施比中国要好得多，因为美国把钱都发给个人。但是他就不看宏观上，美国花了多少钱。根据华盛顿邮报，到2021年3月11日为止，美国政府共批准支付5.3万亿美元用于抗击疫情。中国花了多少钱，我们财政大概花了5000亿人民币，各方投入加起来大概也就在3万亿人民币。所以我们花的钱比人家少得多，我们的效果好得多。但是这些在我们经济学的研究里面体现不出来，现在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拿一片树叶细嚼慢咽，至于这颗树是什么样？这片森林有多大无人关注，中国伟大的抗疫故事都能被微观研究得不如美国，这一定是我们的理论和方法都出了问题。

在座的都是学经济学的，经济学讲投入产出，我个人学了这么多年经济学，我觉得西方经济学其实只有微观经济学。其实你们学的经济学，到现在能讲明白的就是微观理论：厂商理论、消费者理论、市场的均衡，都只是微观的理论。其实，西方经济学是不谈中观的，更没有宏观。我觉得这一次美国应对疫情的表现基本上就是在打经济学的脸，每个人仅考虑自己，最后大家都遭殃。我跟国外的同事们也有很多沟通，他们还在那等着回归结果，以证明为什么戴口罩可以帮助抗疫？咱中国人多有智慧，我们不用等回归数据，第一时间，国家统一指挥、大家就地趴下，全体人民隔离，我们活生生地把病毒给闷死了。这就是宏观把控，宏观是1，有了这个1才有后面所有的0。而美国，尽管它有钱有人有技术，什么也都很强，但是他缺宏观，缺少宏观把控。所以，他的疫情此起彼伏，搞不定。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实践来改写现代经济学，不能把现在学的一点点西方经济学，当成经济学的全部。我想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应该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其实一个国家首先是宏观效益，是国家战略，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你想我们第一时刻全民隔离，是不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然后是中观，其实就是产业结构，比如我们现在对科技行业，包括我们前一阵，对新能源等等所进行的国家投入，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在批评，现在他们也认识到，趋势是对的，尽管短期性价比可能不高，但是它是有长远收益的。这还包括区域协作，像诸如成都、重庆区域的合作与竞争。微观其实只是我们经济学现在讲的市场企业、消费者，个人利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疫情，让大家看到西方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或者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时候，失去的是国家的安全，失去的是60多万人的生命。现在全球近1.8亿人感染，这甚至是被远远低估的。感染新冠后，尽管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各种后遗症。这次疫情对整个西方、对全人类造成的冲击现在还无法估算，抗疫证明若只考虑微观最优，国家经济社会和生命的损失巨大。

我国也曾经奉行当微观最优时，宏观自动最优，一度流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我是1978年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学生，学半导体的，中国半导体曾在世界第一阵营，因为我们两弹一星全是自己造的，无法买，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封闭和半封闭，是别人封锁我们，不卖给我们，这与今天美国芯片不卖给我们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只有自己造。感谢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高瞻远瞩，他们是不惜代价，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谋篇布局，包括成都附近很多三线建设，为新中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为什么后面半导体行业都清零了。因为半导体行业投入巨大，当年我们半导体主要是为军工服务，那个时候还没有民用市场，所以半导体的产能是不够的，投入研发成本又很高，半导体企业肯定是亏损的，80和90年代，亏损企业就倒闭，所以半导体行业就全清零了，现在就被卡脖子。我们得到的教训是：若仅考虑微观最优时，我们失去了半导体行业和国家长远利益，即中观最优和宏观最优。

还有GDP中有好的GDP和坏的GDP。美国去年GDP只降3.5%，其实很多是坏的GDP，它那么多得病的人要治，都是算在GDP里面了。我们新冠病人人均治疗费用2.3万人民币，美国人均治疗费用近60万元人民币。我们成功地控制住疫情，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医疗费用，反而GDP不高。所以从这一次的疫情，我们看到宏观效率绝对不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也就是说，宏观没有把控，没有“1”，后面零没有意义，不是个人利益加总起来就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而我们经济学里面都是假设，有一个社会规划者（social planner），把每个人的效用一加就是社会效用，其实这早就为诺贝尔经济学的得主，增长理论的奠基者——保罗·罗默——所质疑了。他指出，我们犯错的错误就是总是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资源短缺，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协同，个体最优并不能自动实现总体最优。

新冠疫情再一次把亚当·斯密的个人最优就能自动实现总体最优的这套理论给彻底地打了一下，这就是经济学的第一代理论。这套研究市场价格机制，认为看不见的手会有效率地自动指挥生产和分配。但是大家要知道，斯密这套理论提出的背景是小农经济、小作坊的时代，不是大生产的时代。所以到工业化、大生产时代，1929-1935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就已经就证明看不见的手没有效果，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靠凯恩斯的理论，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才拯救了美国。今天的疫情再一次证明了看不见的手的无效。你看美国新冠疫情死了60多万人，没有人为此负责任，因为手都是看不见的，你能找谁负责呢？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们还抱着在上个世纪就失灵的东西，把它作为我们改革的准绳。

上个世纪大萧条以后，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就是第二代的经济学理论，他们研究市场价格机制失灵，试图引入政府以修补市场机制。但是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在当时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政府干预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所以，到70年代新自由主义就起来了，又回归到自由市场。但是近年来经济学其实正在改写，从2007年的诺奖颁发给了“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h）。2012年，颁发给了市场设计理论（market design）。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市场设计理论。通常，一个理论只能得一次奖，但是2020年诺奖又发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 Wilson），以奖励他们对拍卖理论做出的贡献。2012年获奖的也是这个团队的。

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会两次授予同一个研究团队呢？我觉得专家们也看到，无论是08年金融危机还是新冠疫情，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亟需被改写。而市场设计，其实就是来用更科学的方法来修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尤其是在当今的大生产、信息化、智能化时代。

什么是市场设计？其实它就是一套明确的交易规则，只要交易双方按照此规则进行匹配，就可以同样实现有效率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是你设计出来的，你完全可以用我们学的这套微观经济学理论。你需要考虑到激励机制，需要考虑兼顾各方的利益等等，设计出这套规则，然后来匹配，最后达到有效率的结果。那么，它和看不见的手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传统看不见的手是靠价格机制，而价格在现代大生产、信息化的复杂市场上是失灵的，因而需要看的见的手来统筹各方。从机制的设计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中央决策过程，是顶层设计，因此这个制度设计出来人人都要遵守；从执行过程来看，它充分注重参与者的个体差异而非僵硬的指令经济。这就是为什么从2012年到2020年这个团队再次得诺奖，因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给新理论提供了极好的支撑。

我在美国的老师罗斯教授，他1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成功地开创了经济学的新领域，也就是市场设计。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他帮助公共部门重新设计了一些新制度，比如肾脏捐赠匹配网络、纽约市高中入学系统以及医学院毕业生住院培训分配系统等等。大家都知道器官移植是不可以用价格机制来分配的，即使可以用价格机制，拿到了肾也没用，还需要其它众多的身体指标。非价格机制的交易要复杂得多，所以需要全面系统的设计，这可以基于大数据取得，从而就比我们所通常说的那种单纯靠价格的初级市场的效果好得多。疫情前罗斯教授多次来中国，他对中国高考制度怎么来设计，非常有兴趣，而且他不断的跟我说，中国是最佳的应用市场设计的国家。

美国学者开创的市场设计仅仅能就某个市场进行设计，而在中国，我们可以用此理论和方法将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整体设计，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的前沿理论可以给我们来提供思想资源，也就是说计划和市场这两只手是可以合作的。第三代经济理论更深远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下面这个重要且古老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的结合？

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一套激励机制，但是你首先要有看得见的手做宏观把控，你要有“1”，这个“1”就是宏观的操作系统，然后后面的零都是你的APP，你可以无限叠加APP，但是没有操作系统，APP无法发挥作用。因此第三代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和市场非此即彼并不正确，二者之间的合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以避免市场失灵，政府可以基于大数据制定一个好的规则，并保证参与者遵守规则，就可以实现有效率的分配。同时政府也要防止自身的失灵，避免政府干预对资源分配的扭曲、防止直接分配中的认为因素和腐败，通过机制设计和信息公开，保证公平正义，提高政府公信力。过去上面的政策设计到基层落实常常会变形，尽管设计本身很完美，但是在用的过程中可能也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市场太复杂，要让无序变得相对有序，此后还需要随时动态反馈和快速调整，在大数据时代，这是可以做到的。

世界在变，经济学也正在变革中，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做宏观经济学研究，真正写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因为西方是没有宏观经济学的，只有假宏观经济学。在座有很多年轻的同学，如果你们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学得很吃力，学得不好，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经济学出了问题。

新理论需要大时代背景。为什么市场设计能两次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机遇，也就是大数据。大数据/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工业文明，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其实还是工业文明线性思维。大数据、人工智能未来给我们带来的是立体空间，它不再是线性一维的。或者说我们之前的经济学是平面的，供求两条线相交就均衡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不是这样的，人类社会是要实现在多维立体空间里的动态均衡，它是不断调整的，不断演化的。

大数据驱动的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大数据会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流、商流。大数据成为提高产业链效能的核心，数据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它能够有助于形成数据驱动、万物互联、人机协同、跨越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解决现有的工业文明发展困境。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革，中国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这个制度基础上，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集成效应，这就是大数据时代所需要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9500万党员，都可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以，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党的领导，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超级的市场规模。所有这些集成起来，信息化将会助推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百年再创更大的辉煌。我们真正能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形态，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方方面面。因为列宁早就教导我们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我们赶上了信息技术、智能化这一波。

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它是乘积效用。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其实，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它需要生产力的匹配。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稀缺，其实只抓了一点皮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集成，它需要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全方位的形成集成效用。所以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信息化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机遇。我们能做到过去没办法做的事情。回望我们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但是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

在今天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上，在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础上，我们赶上了这样的一个机遇，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会加速推动中国转型升级。大家也注意到中国人这些年的幸福感、满足感，我觉得大部分就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匹配带来的，我们已经处于智能化的初级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靠手机什么都能搞定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比过去皇帝都快乐，在家里点点点，啥都有了，包括我们这次抗疫为什么能这么有效？全国通用的健康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平台新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过去没有办法做的，现在可以精准地实现。我们可以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设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形成一个正反馈的智能系统。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操作系统升级为智慧操作系统。我们未来能给世界贡献智慧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目标是宏观效率优先，是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兼容，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协调，共建、共享，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大家都知道最近从蚂蚁金服到滴滴，国家出手整治平台垄断和数据安全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将是最大的财富，它是每个人贡献的，所以国家必须要来组建大数据平台，来完成数据的集成，数据的治理、数据的挖掘、数据的应用以及数据的管理和安全，大数据所创造的财富让全民共享。

最后我想讲一点，在我们党百年大庆的时刻，我带着我的团队去了北大图书馆。北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这是我在图书馆照下来的原件。100年前李大钊同志就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00年后，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但是我们在理论上还远远没有跟上。所以我特别想跟各位同道们共勉的就是，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一定能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