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的基础都是原始至上天神信仰，在文明演化进程中它们沿不同路径展开。通过宗教史的研究，我们揭示当代主导文明体系的同源性，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类构建价值认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原始至上天神的研究无疑受到西方一神教的刺激，但其研究成果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也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一百多年前，人类学家注意到，早期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一位至上的天神，他是造物主，天地的统治者，他永生、全知全能，制定道德律，拥有独立人格却又常常视而不见，无形无象。说它普遍，是因为世界上那些被逐到偏远地区的原始民族，几乎都具有至上天神信仰，它应是人类古老的普遍文化因子。

矛盾的是，原始至上天神地位崇高，却没有庙堂或祭司，离人间事务变得如此遥远，人们几乎忘记了他，所以美国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称其为“退位神”。比如西非的约鲁巴人相信一位叫奥洛伦（Olorun）的至上天神，他创世后就将治理的事交给了一位较低级的神，从此摆脱一切人间事务。虽然他是至上神，却既没有神庙、塑像，也没有祭司，只有在灾难降临时人们吁求他——如同中国人在紧急情况下呼吁天。

几乎一切原始民族，都将至上神与天联系在一起。他现在的居所是天上，尽管只有少数族群直接将原始至上神称为“天”，但不乏“在上的他”或“天空的拥有者”之类的称呼。同时，原始民族的至上天神还与父（族父）有重要关系。德国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施密特神父（Father Wilhelm Schmidt）注意到：“在每一个原始文化圈内的民族，都是用‘父’字来称呼他们的至上神。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父’的称呼是原有的，把它放在纯粹最古老的文化中，是很相宜的。”【1】

直到商代中国人还较完整地保有原始至上天神信仰，并一直延续到后世对天的祭祀。商人称原始至上天神为上帝，以区别人世之君（族父）帝。通过甲骨文我们知道，在商人眼里，上帝能够降下福祸，能够降入庙室，是个居于天上的最高神。帝就是天的意思。《史记·封禅书》记载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史记集解》引东汉经学家郑玄：“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在《尚书》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帝”和“天”常常互换使用。

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甲骨文，金文中，“天”字和“大”字都是道的符号，蹲踞式人形，早期古文字“大”、“人”、“天”因为都是人形常相互通用，特别是做偏旁时。另一个中国文化中表达道的概念“太（泰）一”，太、泰在古代都写作“大”字。后来为了区别，天字更强调头部。

上帝的别名“天”，从有人格的神——上帝，演化为无人格的——道，这是中国文化发展为世俗性人本社会的关键转折点。

由于中国学者对人类普遍的至上天神“退位”特点缺乏了解，所以他们在研究商人上帝观念时感到大惑不解，既然上帝那么重要，何以不祭祀上帝？他们做出了种种猜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芝研究员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商人的心目中，上帝权力无上，主宰着人间的吉凶祸福，但卜辞表明，商人却从来不向上帝祈求，从来不对上帝进行祭祀。这种现象，令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宗教界的学者，不得其解，甚至不可思议。那么，对这种现象应该作何种解释呢？陈梦家先生说这是因为‘上帝与人王并无血统关系’的缘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也证明了上帝是个自然神，不是人帝。笔者认为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商人敬畏上帝，认为上帝高高地居于天上，太虚无缥缈了，凡人对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的意志都是通过它的臣使来实现的，所以只要祭祀贿赂好它的臣使，人们所期望的和所祈求的就会由其臣使来实现。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实际情况还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硏究。”【2】

并不是地球上所有族群的至上天神都“退位”了，让位于与现实生活更为相关的神，比如太阳神、霹雳神。有些族群，原始至上天神以不同形式维持了其在万神殿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并成为一神教革命的主体，典型的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雅赫维（“耶和华”）和琐罗亚斯德教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前者作为希伯来（以色列人的祖先）一神教的主神，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石。

基督教的上帝拥有绝对自由，是宇宙秩序的绝对主宰，“帝在道先”，这是它与其他至上神明显的不同。伊利亚德写道：“雅赫维是宇宙唯一的主人。他创造一切，也能毁灭一切。他的‘能力’是绝对的，因此他有无边的自由。他是无可抗拒的统治者，他随心所欲地表现仁慈或者怒气……在以色列人的宗教历史上，雅赫维自我显示为天神和风暴之神，创造者无所不能，实行绝对统治，并且他是‘万军之主’，有着大卫子孙的列王的支持，制定令大地一切生命得以延续的规范和律法。各种形式的‘律法’在雅赫维的启示中有其基础和理由。但是与其他至上神不同，其他的至上神都不能违背他们所定的法律（宙斯不能让萨耳佩冬从死亡中活过来），但是雅赫维却能维持其绝对自由。”【3】

西亚地区“帝在道先”的观念极为古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拱玉书教授注意到，苏美尔文明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me”，主要有如下三层意义：一、被用来表述天地母，即天地万物最原始的推动力；二、被用来表述某些物质和精神中固有的规律和本质属性；三、被用来表述内含或拥有这种规律、属性的物质和精神。这个概念长期以来令中外学界迷惑不解，不知如何转换成现代语言，拱玉书教授建议释“me”为中国哲学中的“道”。与“道”不同的是，“me”不是道器不二，内外不二，道可以在“瓦甓”，可以在“屎溺”。（《庄子·知北游》）

这是因为，苏美尔世界观中心是神，“帝在道先”。拱教授写道：“在奉行神本主义的苏美尔人那里，至少在表述上，道的根本是神，道中蕴含的威力是神威，道的载体归根结底都与神有关联，或为了神，或源于神，或因为神。而在实际上，在神本主义世界，神就是元动力，神就是自然，神威就是自然的威力，就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精神力量。”【4】

这一点为基督教哲学所继承。基督教哲学中的逻各斯（希腊文“logos”）被译为“道”，该词源于希腊文的Legein，意思是“说”。但逻各斯只是上帝的工具而已，《旧约·创世纪》中，上帝用话语创造世界，上帝的言辞就是行动。《新约·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强调上帝的道（word）创造世界，道向人显示上帝的存在和恩典，道在上帝与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两千年前，犹太思想家亚力山大的斐洛明确表达了“帝在道先”的观念：逻各斯（道）为“上帝之子”。

西方一神教将原始至上天神从天上带到人间，成为绝对的唯一主宰；中华大道将原始至上天神（帝）的神性剥离，成为无形无象又无所不在的道。西方一神教主张“帝在道先”，“神为人本”，西方世界因此成为以神为本的宗教社会；中华大道主张“道在帝先”，“人为神本”，中华世界因此成为以人为本的世俗性社会。

西亚人何以走向了神本社会？很可能与苏美尔人严酷的自然环境有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常常暴发特大洪水，毁坏农田沟渠，加上严重的外族入侵威胁，使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他们以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最后，每个人都尊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把它当做自己的良师。他们以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它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诸位大神。”【5】

在中国文化中，“道在帝先”，《老子·第四章》有：“道冲（通盅，器物虚空，比喻空虚——笔者注）……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河上公注：“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 王弼注：“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反映到社会治理上，政（道）统领一切宗教教化，以政统教，以教辅政，政教一统。请注意，不是西方的“政教合一”——西方世界政教合一是神权政治——政权利用神权或“以教统政”。

（节选自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注释：

【1】【德】W·施密特：《原始宗教与神话》，萧师毅、陈春祥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33页。

【2】常玉芝：《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载《文史哲》2008年第6期。

【3】【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4页~第85页。

【4】拱玉书：《论苏美尔文明中的“道”》，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3期。

【5】【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