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周礼治非正义性的一个最普遍指责是，西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西周社会没有任何法制公正可言。事实上，西周社会尽管存在与血缘相联系的政治特权，但“刑是上大夫的”，礼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将之推广到普通百姓中去。

试想，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没有严格的法制，这个国家怎能治理？所以《礼记》强调国君的族人犯罪，国君绝对不能干涉司法部门公正的执行法令，以此来表明公族（诸侯或君王的同族）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不同的是：公族的人要在隐僻的地方（不是在市场）行刑，目的是不使国人联想到国君残杀自己的兄弟。犯死罪的族人死后，国君不为他戴孝，并在异姓之庙哭他，是因为他有辱祖宗，但还是为他穿素服，不听音乐，以示亲情犹在。与普通百姓犯法唯一不同的是公族的人犯罪不用宫刑，目的是不绝其后，但肯定会代之以严重的惩罚。

《礼记·文王世子第八》上说：“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刑于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弗吊，弗为服，哭于异姓之庙，为忝祖远之也。素服居外，不听乐，私丧之也，骨肉之亲无绝也。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

唐以前，很少有人天真地认为周朝大夫犯法不受惩罚，只是到了近代，为了证明中国的落后，一部分西化的知识分子才如此望文生义，自欺欺人。郑玄注云，“礼不下庶人，为其遽於事，且不能备物；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大意是说普通老百姓整日为生活而奔波操劳，难于严格遵守国家所制定的礼仪。贤者犯法不按刑书定罪，而是通过八议轻重来处罚。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中，引经据典，对郑注进行了翔实地解释。总之，大夫犯罪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冉有曾向孔子请教过“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问题，孔子解释说，社会对士大夫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所以将犯有不廉罪而被罢免放逐的，不称为不廉洁而被罢免放逐，而称之为“簋不饬”，将淫乱罪称为“帷幕不修”，蒙蔽主上不忠称为“臣节未著”等等；对于犯有一般罪行的，士大夫要主动到君王那里请罪，对于犯大罪的，要下脆自杀，不要等到君王派人拘捕处死。《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载：

冉有问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簋不饰’。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则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谓之罔上不忠，则曰‘臣节未著’。有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之罢软不胜任，则曰‘下官不职’。有坐干国之纪者，不谓之干国之纪，则曰‘行事不请’。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引而刑杀，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在《周礼》“甸师”、“掌囚”、“掌戮”这些官员的职责中我们看到，与王同族的人和有爵位的人在等待判决时也只戴足械“桎”，行刑也不像一般囚犯那样在市上公开施刑或处死，而是到处于郊野之地、较为隐僻的甸师官府去行刑——这也可以作为西周“刑上大夫”的一个例证。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