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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回归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的中华治道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1-03-11
礼是西周政治制度和生活规范的总和。其主要功能之一是在宗法等级的封建政治架构内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这也是周游列国兜售自己学说的孔夫子梦想恢复的礼。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等“铸刑鼎”,将法律向大众公布,孔子对此提出了强烈地批评,其主要担心是这样作会打破西周以礼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制。当时以皇权为中心“一断于法”的社会功勋体系正在各国普遍酝酿之中,太多有才能的布衣成为卿相,西周宗法制度的崩坏已成必然之势。《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孔子言:“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西周政制即礼制。《周礼》是对西周政制的追述,由于当时礼法合一,以至现代史学家杨向奎和顾颉刚将之确定为法家作品。从《周礼》中我们看到:不单是春官专门掌礼。其他如掌管军政、教育的官都重礼及礼义。比如治官之首大宰的职责就包括:
 
祭祀五帝,掌管告诫百官不要失礼,以及准备祭祀用品并把祭祀场所打扫干净。祭祀前的第十天,率众官占卜祭祀的日期,接着就斋戒。到祭祀的前夕携同众官视察祭器是否洗涤干净……(《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原文: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及执事,视涤濯……
 
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在西周血缘等级基础上的礼治社会是封建专制的典型,没有任何现代法治的因素。
 
事实远不是这样,西周礼制社会是一个高度法制化的社会,法律正义在当时的宗法体制下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西周礼制中的法治因子后来流变法家,成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或明或暗的主流。在这方面,清代乾隆皇帝(1711~1799年)超越诸多史家,注意到开法家先河的管子政治经济思想即本于周礼,是西周政制的因革损益。在其史评《评鉴阐要》中,乾隆写道:“管仲制国,大概本于周礼。盖限于时势,不得不然。至山高、乘马、准轻重而权谷币,儒者谓其渐开申、商之学,似矣。然富国强兵、霸佐之才所就,固宜如是而已。”(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御批通鉴》,中华书局,2008年,第28页。)
 
西周礼制社会与现代西方法治社会不同,它仍保存着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的形式,在社会道德水准陆沉的当今中国社会,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在西周社会生活中,每条道德准则后面都有强大的法律支撑,同时用教育手段巩固礼法的实施。《周礼》地官系统中的大司徒职责中教育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强调以法为教。《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条:
 
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大意是;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万民:一是针对不孝的刑罚,二是针对不和睦九族的刑罚,三是针对不亲爱姻戚的刑罚,四是针对不友爱兄弟的刑罚,五是针对不信任朋友的刑罚,六是针对不救济贫困的刑罚,七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八是针对暴乱之民的刑罚;用五礼防止万民的诈伪而教他们中正,用六乐防止万民的情欲而教他们平和。凡万民不服从教化而有争讼的,就与地方官一同听取而加以评断,触犯刑律的,就交给司法官审理。)
 
孔子之后儒家将法教与德教区别开来,过度强调德教,以德治国,贬低法教、以法治国的地位。相对于西周政治,这是巨大的倒退。与后世儒生不同,先秦的儒家尽管贬低以法为教,但却注重身教,这比当今中国社会浪费无数社会资源,流于形式的言教(口号式宣传)要好得多。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孔子对礼乐的形式主义充满担心,感叹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相对于言教,孔子似乎更注重身教。《礼记·礼器第十》引孔子语:“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
 
总体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表面不平等到实质平等,而西方政治体制是从表面平等到实质不平等。中国人注重社会系统的层次性,希望突破这种层次性寻求社会平等。西方的政策体制是将社会原子化,力求在人的原子化“假设”基础上实现平等。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社会作为复杂巨系统是有等级层次性的,不是“个人原子”叠加的结果。
 
中国为政之道与西方迥异,导致他们对社会正义的理解十分不同。中国人将尊卑贵贱遵循固有的原则而不被违反称为“正义”,董仲舒说:“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春秋繁露·精华第五》)而西方人则可能将之理解为“最大的不正义”。这里不是在为西周的宗法制度辩护,我们只是想说,西周礼制在宗法制度下达到了社会正义。所以当孔子时代,宗法及其相伴随的礼乐制度崩坏之后,西周的礼制无法维持下去,一个法家治国的辉煌时代来临了——超越血缘和裙带(西方党派政治的基础仍是裙带关系),根据一个人社会贡献的大小,以功勋为基础的爵制重构了整个社会,那是一个除皇族外人人平等“布衣驰鹜”的新时代!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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