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名学者仲大军先生古道热肠，多年来乐于提携后学。最近，仲先生给我留言，谈及儒家与法家，及德法并用的治国理念。感念先辈学者教之谆谆 ，嘱之殷殷，做此文，向仲老师汇报。仲老师说：“千万别把儒家与法家分开，孔子执政，相鲁，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一文一武，相辅相成。孔子杀少正卯，杀齐国优倡侏儒，是典型的法家手段，决无心慈手软。“法家是晚起的学说，是战国时期的产物，它从儒家分离出来，偏重于法的作用，像商鞅就走向了极端，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现象。一旦天下稳定下来，法的作用就减少了，儒就唱主角了。所以，用儒还是用法，用文还是用武，是根据时代而定的，并不能一味强调哪一面。中国要是打起仗来，就没法完全靠思想教育了，就要使用严刑峻法，强调纪律和法纪。 “你们做学问定不要偏于一端，盲目强调某一方的作用，必须有综合的知识和方法。在今天搞什么新儒家、新法家，都是学识偏于一隅的表现。”仲老师的确高明，因为他看到了孔子法家的一面，光这一点，就超过了太多学者。孔子于内政外交，用刑法对治巧言令色以立信，与商鞅徒木立信，无二无别。民无信不立，立信是治国的基础。读《史记·孔子世家》，就知道身处全面失序的春秋晚期，乱世用重典。孔子行政风格刚狠，势所必然。孔子三个月能使鲁国大治，不是依靠苦口婆心，诀窍是敢下猛药，以严刑峻法，得其中道。以至于齐国人担心“孔子为政必霸”！想一想，若孔子之政行于鲁国，也如商鞅之法行于秦国一样，长达六世之久，鲁国岂非东方之秦国乎？——统一天下者必非秦也，鲁也！仲大军老师引用《孔子家语·贤君》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一段，说明德法并用，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光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片面的。《孔子家语·贤君》引文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有，但从中只看到孔子称赞秦国“选贤与能”这一面，看不到其“法令必行”的一方面。所以前者更好。孔子认为，“秦穆公之国如此小，又地处偏远，称霸天下”的原因是：“他的国家虽然小，理想却很大。地方虽然偏僻，施政却处处合宜。他行动果断，策划事情尽量整合大家的意见。执法没有偏私，能够令行禁止。第一次提拔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就授给他大夫爵位。和他长谈三天，就把政事交给他。能这样做，可以称王，称霸还显得小呢！”（原文：其国虽小，其志大，其处虽僻，而其政中，其举也果，其谋也和，法无私而令不偷。首拔五羖【gǔ】），爵之大夫，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其霸少矣。）仲老师，您说法家分离自儒家，也有道理。因为法家和儒家一样，都是从西周官方学术体系王官学而来，儒家教授王官学，法家师从儒家就不奇怪了。如同我们今天上大学，都要师从教授一样。但切不可将法家看成儒家分支，从汉朝至清朝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学术分类都将法家和儒家并列为诸子之一。法家偏重于制度、法律法规，但不能说商鞅这些人就走了极端。参照孔子施政于鲁，孔子岂不更极端？您说“用儒还是用法，用文还是用武，是根据时代而定的，并不能一味强调哪一面”。个人浅见，我们不能透过西方学术特点看待诸子百家。中国学术与古希腊学术传统、学术形态迥异。中国古典学术出自王官学，而不是如古希腊哲人一样属私人学术。法家源于主司法的理官，而归本于黄老道家，儒家源于主思想教化的司徒之官，二者相互补充，相须为用，构成中华政教的主体。怎么能一会要政，一会要教呢——这不就如同我们解散司法部，只留教育部一样荒唐吗？ 古人讲道德教化与政治法律的关系特别清楚，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礼乐刑政，缺一不可!换言之，一个人执政，领导社会必须用黄老法家；搞教育，必须用儒家；搞外交，就要用纵横家以及王霸术……专门研习法家、儒家，是因为专业兴趣的不同，不能说今天的新儒家、新法家是“学识偏于一隅的表现”。那研究中医之术，岂不更偏于一隅了？须知专业流派只是了解或应用中华文化的一个“工具包”，只要不存成见，终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中华文化是罕见的极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圆融有机整体。诸子百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导致其变异。举例说，先秦、汉唐，宋明儒学简直是三个儒学。我们反对儒家，是反对宋明两代佛教化、代表士绅地主阶级利益的理学，宋明理学使内圣之学玄学化，外王之学全面沉沦，国运衰弱。我们不是反对孔子、反对孟子、反对荀子……我出版的儒家类书藉包括：《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2014年）；《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2014年）；我还最早翻译了康有为弟子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2009年），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这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也是影响极大（如果不是最大的话）的一部。另外，目前我正和石家庄学院付金才老师合作，撰写《道不可离》一书，目的是揭露程朱等理学家师心自用、援佛入儒，颠倒本末，将先秦儒学异化为宋明理学的真相。仲老师，12年前，您还曾为我的《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写序。该书目前包括韩文版和音频版在内，已经有四个版本，在海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与您的大力推介分不开的。如果说，我过去20年的学术道路有什么心得的话，就是对您这类长辈的感恩，以及对千古圣贤的敬仰。中国文化不是太古老、太朴素，而是高度复杂，高度发展，所以今人不易理解她。我通过学习经典，将所得编辑成书，总感觉是圣贤在帮助我、加持我——那一座座思想高峰是不朽的，仍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然而，目前世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仍很大，甚至诸多大学学者也不知中国古典政治学在黄老道家、法家中。我们的正式文件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而非“礼义之邦”——恐怕一些西方宗教国家和一些狩猎采集民族比我们更讲礼仪吧！中国先贤，几千年前就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持久和平的奥秘，生生大道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五千年的文化基因，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人类和平与发展，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最近出版的《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1月）一书中，我竭力阐释这一点。（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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