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一个建立在血缘世袭基础上的宗法社会，礼法不分。《淮南子·齐俗训》批判儒家脱离道体，单靠礼义治国不会治理好社会的同时，指出礼义实际上就是上古先王制定的法律习俗；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因此能作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上面说： 

礼义节行，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大意是：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明事理者，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习俗，各适合于他们的时代。） 

从《春秋》、《周礼》和《逸周书》中我们还能看到西周以前礼法合一的特点。反映西周政治理念的典籍《逸周书》开篇论述了礼法制度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好恶之情，而人又不能节制自己的好恶，不能节制好恶就不会谦让，会用武力互相侵夺，导致社会秩序大乱，社会解体。所以为了百姓和睦相处，就必须建立礼仪制度。《逸周书·度训解第一》上说： 

力争则力政，力政则无让，无让则无礼，无礼，虽得所好，民乐乎？若不乐乃所恶也。凡民不忍好恶，不能分次，不次则夺，夺则战，战则何以养老幼，何以救痛疾葬丧，何以胥役也。明王是以极等以断好恶，教民次分扬举力竞。任壮养老长幼有报，民是以胥役也。夫力竞，非众不克，众非和不众，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大意是：以力相争就会用武力强取，用武力强取就会失去谦让,失去谦让，就丢掉了礼制。丢掉礼制，即使得到喜爱的东西，民众会快乐吗？如果不快乐，就是他厌恶的了。大凡做人，不能节制自己的好恶，就不能安守本分。不守分就会争夺，争夺必然打斗，相互打斗又怎么能抚养老人和幼儿，怎么能救助病痛、疾苦、死亡、丧葬，怎么能相互帮助呢？英明的君王因此而区分等级来阻断庶民的好恶之心，教会民众安守本分。表彰那些努力使壮年人有事做、老年人有供养、幼年人能成长的人，让壮年、老年、幼年人相互能报答，民众因此而能彼此互相帮助。凭力气争斗，除非人多不能制止；人多，除非和谐不能聚集；和谐，除非中正不能实现；中正，除非礼仪不能达到。） 

《逸周书·度训解第一》尽管文词简约，却指出了礼义的基本特性，一是礼要因人情而立，二是礼的目的是节人欲，这是宋明以前基本的礼义原则。各家各派，《管子》、《荀子》、《淮南子》、《史记》在论述这一问题上总体是一致的。 

《淮南子·齐俗训》直接指出礼是 “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并以葬礼为例，说明儒者坚持守三年之丧实际上是勉强人们去作难以作到的事，结果只能是虚伪。而墨家守丧又进入一个过短的极端，作者认为服丧三个月才适合。 

司马迁写《史记·礼书》时，曾到主管礼仪的大行礼官处考察，他注意到夏、商、周三代礼的共同特征是因人情而制。《史记·礼书》开篇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在西周，礼的建立是为节民心，等贵贱，通过社会分层，实现基本政治秩序。而《史记·乐书》更注重礼的伦理功用，与礼并列是的：乐（犹今天的一切艺术形式，非单指音乐）、刑、政。这说明秦汉时礼的资源配置功能正在减弱，社会伦理作用正在加强，西周之礼与秦汉以后礼的不同点正在于此。 

《史记·乐书》写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进一步说，秦汉的礼继承了西周的礼义，而西周礼制的基础——宗法封建制度历史性地消失了。后世儒者所作的，除了保留伦理原则，就是改订历法，变换服装颜色等礼仪形式的改进。他们不可能恢复井田制、封土建诸侯等西周政治制度了。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