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义注重自然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张力。先贤认为，自然资源约束是硬性的，社会纵向分层是必须的。 

以下是《荀子》一书中有关有限自然资源与无限人类欲望间复杂关系的论述。荀子由天道推演到人事，认为资源与人欲间的紧张关系是文明（礼制）产生的基础。《荀子·王制第九》中说：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大意为：名分职位相同就谁也不能统率谁，势位权力相同就谁也不能统一谁，大家平同就谁也不能管理谁。自从有天地，就有了上和下的差别；英明的帝王一登上王位，治理国家就有了一定的等级制度。两个同样高贵的人不能互相管辖，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互相役使，这是合乎自然的道理。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爱好与厌恶又相同，那么由于财物不能满足需要，就一定会发生争夺；发生争夺就会混乱，社会混乱就会陷于困境了。古圣王痛恨这种混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分别他们，使人们有贫穷与富裕、高贵与卑贱的差别，使自己能够凭借这些来全面统治他们，这是统治天下的根本原则。《尚书》上说：“要整齐划一，在于不整齐划一。”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维齐非齐是由有限自然资源与无限人欲间的固有矛盾决定的。《荀子· 礼论第十九 》认为，是礼制使资源与人欲之间作到了“相持而长”的动态平衡：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大意为：礼如何产生？回答说：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若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巻八 ·度制第二十七》中将礼节称为度制，认为“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这些礼义是为了和谐社会，使民不争。用礼制整齐百姓，治理天下是由资源与人欲的对立关系决定的，如果让人们放纵极欲，结果只能是贫困和混乱。 

这里我们找到了平衡资源与人欲矛盾的钥匙——礼！ 

受西方学术思想定势的影响，中国有学者在研究礼制时看到礼会由此实现等级和谐，但同时又认为它与现代平等原则完全不同，“不是普遍的正义”。刘丰在《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一书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中国古代则把社会的不平等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因此，协调社会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级有序的礼，它既可以满足不同等级的不同需求，又可以维系社会和谐稳定，所以，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等级和谐。我们明确了这种区别以后，那么，认为礼也是一种公平和平等原则，便是将现代社会价值与古代社会价值相混淆，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4页。） 

那么中国人要如何实现“普遍正义”呢？答案当然是作小学生，补课，老实地向西方学习，这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开出的“灵丹妙药”。用刘丰先生的话说就是：“……彻底否定等级思想，把人的自由、平等、独立注入其中，这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正义。这也是由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经环节。”（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刘丰先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礼制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它的流动性极强（特别是在“布衣弛骛”的战国、秦汉之时），这种流动性极强的制度在理论上最平等，给了人们实质平等的机会。

如图三所示。我们假设一个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可以获得三个单位的资源（在秦汉主导社会的二十等级爵制中，主要包括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中间等级可获得两个单位的资源，最低等级可获得一个单位的资源。在甲、乙、丙三人充分流动的条件下，最后他们都有获得六个资源的机会，实现了完全平等。 

图三：

的确，现代西方主流平等观与中国维齐非齐的平等观不同，它假设人人具有平等的“内在属性”。西方哲人也曾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特点，但文明的偏见阻碍了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系统论的创立者，美籍奥地利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1901~1972年）对社会的层次性充满警觉，在《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一书中，贝塔朗菲一方面他注意到：“无论是生命有机体还是社会，组织概念的特征类似于整体、生长、分化、层次、支配、控制、竞争等概念。这些概念在传统物理学中是没有的。而系统理论则完全可以处理这些课题。”（贝塔朗菲：《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强调个人自由的意义：“人不仅仅是政治动物，他首先是个体，这是高于一切的。人性的真正价值不等于生物实体的价值、有机体功能的价值或者动物群落的价值，而是由个人思想发生的价值。人类社会不是蚂蚁或白蚁群落，被遗传本能所支配，受超级整体规律的控制。人类社会是以个体的成就为基础的；如果个体成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社会就要毁灭。我认为组织理论所给出的最高格言只能是：不要给任何派别的独裁者以指使他们能科学地利用‘铁的规律’去更有效地征服人类，而要警告他们，极权主义的组织怪兽要是吞没了个体就必定自判死刑。”（贝塔朗菲：《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8~49页）我们不是对极权主义有任何同情，我们只是想说：个体与社会组织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这是西方传统的个人自由概念所无法涵盖的。

西方人的平等观如何具体实现呢？主要是靠政治竞争或市场竞争，结果是社会内部的极度不平等，资源与人欲呈现出持续的紧张状态。为了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西方人就在自由平等的旗帜下去掠夺其他民族和大自然，过去一百年来导致了无数的野蛮战争和环境灾难——发展到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战争能力以及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西方文明范式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