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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现代西方主流平等观与中国“维齐非齐”的平等观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20-11-19

中华礼义注重自然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张力。先贤认为,自然资源约束是硬性的,社会纵向分层是必须的。 

以下是《荀子》一书中有关有限自然资源与无限人类欲望间复杂关系的论述。荀子由天道推演到人事,认为资源与人欲间的紧张关系是文明(礼制)产生的基础。《荀子·王制第九》中说: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大意为:名分职位相同就谁也不能统率谁,势位权力相同就谁也不能统一谁,大家平同就谁也不能管理谁。自从有天地,就有了上和下的差别;英明的帝王一登上王位,治理国家就有了一定的等级制度。两个同样高贵的人不能互相管辖,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互相役使,这是合乎自然的道理。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爱好与厌恶又相同,那么由于财物不能满足需要,就一定会发生争夺;发生争夺就会混乱,社会混乱就会陷于困境了。古圣王痛恨这种混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分别他们,使人们有贫穷与富裕、高贵与卑贱的差别,使自己能够凭借这些来全面统治他们,这是统治天下的根本原则。《尚书》上说:“要整齐划一,在于不整齐划一。”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维齐非齐是由有限自然资源与无限人欲间的固有矛盾决定的。《荀子· 礼论第十九 》认为,是礼制使资源与人欲之间作到了“相持而长”的动态平衡: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大意为:礼如何产生?回答说: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若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巻八 ·度制第二十七》中将礼节称为度制,认为“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这些礼义是为了和谐社会,使民不争。用礼制整齐百姓,治理天下是由资源与人欲的对立关系决定的,如果让人们放纵极欲,结果只能是贫困和混乱。 

这里我们找到了平衡资源与人欲矛盾的钥匙——礼! 

受西方学术思想定势的影响,中国有学者在研究礼制时看到礼会由此实现等级和谐,但同时又认为它与现代平等原则完全不同,“不是普遍的正义”。刘丰在《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一书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中国古代则把社会的不平等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因此,协调社会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级有序的礼,它既可以满足不同等级的不同需求,又可以维系社会和谐稳定,所以,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等级和谐。我们明确了这种区别以后,那么,认为礼也是一种公平和平等原则,便是将现代社会价值与古代社会价值相混淆,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4页。) 

那么中国人要如何实现“普遍正义”呢?答案当然是作小学生,补课,老实地向西方学习,这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开出的“灵丹妙药”。用刘丰先生的话说就是:“……彻底否定等级思想,把人的自由、平等、独立注入其中,这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正义。这也是由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经环节。”(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刘丰先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礼制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它的流动性极强(特别是在“布衣弛骛”的战国、秦汉之时),这种流动性极强的制度在理论上最平等,给了人们实质平等的机会。

 

如图三所示。我们假设一个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可以获得三个单位的资源(在秦汉主导社会的二十等级爵制中,主要包括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中间等级可获得两个单位的资源,最低等级可获得一个单位的资源。在甲、乙、丙三人充分流动的条件下,最后他们都有获得六个资源的机会,实现了完全平等。 

图三:

 

的确,现代西方主流平等观与中国维齐非齐的平等观不同,它假设人人具有平等的“内在属性”。西方哲人也曾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特点,但文明的偏见阻碍了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系统论的创立者,美籍奥地利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1901~1972年)对社会的层次性充满警觉,在《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一书中,贝塔朗菲一方面他注意到:“无论是生命有机体还是社会,组织概念的特征类似于整体、生长、分化、层次、支配、控制、竞争等概念。这些概念在传统物理学中是没有的。而系统理论则完全可以处理这些课题。”(贝塔朗菲:《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强调个人自由的意义:“人不仅仅是政治动物,他首先是个体,这是高于一切的。人性的真正价值不等于生物实体的价值、有机体功能的价值或者动物群落的价值,而是由个人思想发生的价值。人类社会不是蚂蚁或白蚁群落,被遗传本能所支配,受超级整体规律的控制。人类社会是以个体的成就为基础的;如果个体成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社会就要毁灭。我认为组织理论所给出的最高格言只能是:不要给任何派别的独裁者以指使他们能科学地利用‘铁的规律’去更有效地征服人类,而要警告他们,极权主义的组织怪兽要是吞没了个体就必定自判死刑。”(贝塔朗菲:《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8~49页)我们不是对极权主义有任何同情,我们只是想说:个体与社会组织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这是西方传统的个人自由概念所无法涵盖的。

 

西方人的平等观如何具体实现呢?主要是靠政治竞争或市场竞争,结果是社会内部的极度不平等,资源与人欲呈现出持续的紧张状态。为了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西方人就在自由平等的旗帜下去掠夺其他民族和大自然,过去一百年来导致了无数的野蛮战争和环境灾难——发展到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战争能力以及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西方文明范式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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