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中国人民的丰富生活和中国历史的伟大实践，越来越沦为一小撮学者的书斋式学问。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发表所谓规范的高水平论文，这些所谓规范和高水平的论文，是以对话为基础的规范，是所谓积累式的研究，是在很狭窄领域进行的非常局限的研究，这种对话式研究的范本是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对话对象也越来越来自美国社会科学了。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似乎已经完全无法理解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而且也看不到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增加对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理解的希望。中国社会科学界几乎在中国政策研究中完全失言，也几乎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民生活和中国历史实践。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出了问题，问题就出在发展方向错了。西方社会科学是伴随西方近代工业化而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发展源自对西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正是通过对西方发展经验与实践的透彻理解，西方社会科学获得了足够营养，不断滋养壮健，枝繁叶茂，形成了基于西方经验与实践的各种理论流派。西方不同理论流派相互竞争，竞争的背景和根源则是西方经验与实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目前已经相当成熟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成熟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西方社会科学与西方经验之间具有了相当好的磨合性，西方社会科学有能力解释西方发展的历史，有能力理解西方自身的发展经验，也有能力为西方政策提供高水平的咨询。成熟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完成了内部革命，开始形成社会科学的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就是强调西方已经形成的社会科学共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都是在这些共识基础上进行的验证性研究、技术性研究、补充性研究，或者说就是对话式研究。因此，尤其美国社会科学博士生培养必须要有二、三年对本领域海量研究文献的艰苦阅读，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以与本领域问题对话为基础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完成了，这样训练出来的社会科学博士头脑也基本上格式化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成熟是以数百年理论与经验和实践之间的磨合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情况完全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引进西方社会科学40年，重点是译介工作，在译介过程中，中国将西方社会科学几百年发展的最终成果照搬过来，震惊地发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丰富、深刻、自洽和体系化，在消化吸收西方社会科学时自然而然形成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膜拜。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用西方社会科学来套中国经验与实践，而不是真正研究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内在逻辑，并加以提升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第二，直接与西方社会科学具体研究对话，中国实践成为被西方理论所选择出来的经验碎片，中国经验本身的复杂脉落消失了。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当前中国越来越主流的定量研究论文。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就不再需要总体理解中国历史、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就不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对中国经验的深耕，以及就不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的长期及艰难的磨合，当然就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又回归到中国经验与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激烈对话和竞争了。中国社会科学看起来国际化了，高大上了，实际上不过是被国际化取消了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因其成熟而出现了严重的内卷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却在与美国社会科学的接轨中产生了内卷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不建立在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的基础上，不建立在对中国经验的总体理解的基础上，不持续深耕中国经验，而将中国经验和实践当作对话论证西方社会科学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政策实践，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民生活，当然也无法为中国人民的现代化指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就变成一帮自言自语的书斋学者们的小众游戏。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走火入魔般地以在西方经济学主流期刊发表论文为唯一学术评价标准，社会学界以主流期刊为代表的对话式研究文风，农业经济学界对定量研究的极度推崇，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严重弊病，在这种弊病之下，中国社会科学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尤其让人痛心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培养和青年学者的成长似乎越来越走上了这条注定没有前途的低水平内卷化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不呼啸着走向田野，真正与中国经验与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就没有前途和希望。当前中国政策研究领域几乎听不到社会科学界的声音，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遭遇重大危机的最明显的证据。 文章来源：新乡土微信公众号20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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