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西方职业外交官就注意到东亚存在一个迥异西方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治实体之间的力量是严重不对称的，无比强大的中国居中，朝鲜、日本、缅甸则处于外围。其国际关系理论不是西方传统的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而是另一种逻辑。

具体是什么逻辑？他们表达得常常极其含混。比如1869年就来到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年）在他1895年出版的《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一书中，将之想象为一种东方“家长制”模式。 

进入21世纪，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越发引人注目，尽管此时东亚各国的现代国家体制已经建立，国际关系的处理也越发西方化。

世人关注以中国为中心的前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原之一是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的形成。中国学者发现，其他国家并没有像均势理论预言的那样，联合起来阻击美国（潘维，《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http://www.wyzxwyzx.com/Article/Class18/200711/27041.html）；美国本土的学者发现，今天的美国好像孤独的拳击手一样站在世界拳台的中央，没有了对手，一时不知下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重新找到对手。没有明确的对手，就找恐怖主义这样无形的对手，结果问题多多。

几年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布兰德利·沃麦克（Brantly Womack）发表了《可持续的国际领导权：来自968~1885年中越关系的经验》一文（载《香港传真》，2007年11月23日）。他注意到与西方均势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非对称实力基础之上的。布兰德利·沃麦克指出：中国与越南从来没有作为“大国”彼此对立，面对中国，除了自治，越南无法企及更多的东西；在越南屡屡挫败中国的占领之后，反复入侵使中国和越南陷入僵局。中国无法永久地击败越南，越南也没有能排除中国未来企图的能力，这种非均衡关系不是可以得到均衡或解决的不平衡关系，它是一种双方必须彼此容忍的正常关系。 

这种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核心政权的特性有关。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也注意到，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征伐过程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依靠郡县制，主体是行政文官，后者长期依赖武力控制，军人成为被征服地区的统治精英。进而言之，秦汉征服一个地区后，并不用军队戍守内地，这成定制：“此后中国的历史中，只有外族征服中国，方有戍军入驻国内之事，例如金代的猛安、谋克，蒙元的签军与蒙古军，清代的各处旗营。”罗马帝国不是这样，“罗马大将率军出征，罗马兵团大多随统率将领留在征服地区。于是，一批又一批，罗马子弟离开意大利半岛，却在新得的领土落户，成为当地的统治群”。（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10页） 

许倬云还注意到，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具有兼容性和普世特点，文化认同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而罗马人只有上层懂拉丁文，一般不识字的百姓仍用其土著语言，不同的文字不能形成有利于整体认同的教化力量。

许先生学贯中西，观察历史宽广细腻，这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及的。所欠缺的是，他仍然是从事件到事件，没有看到中国独特文明发展形态有其政治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血与土地统一的政策，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超越种族边界的文明有机体，一种不是以暴力掠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范式。反映到外交理论上，就是“外事武与义”的外交原则。 

只要看看今天美国人在伊拉克仍以罗马军团的逻辑行事——以高高在上的警察身份掠夺资源，通过驻军维持这一掠夺，你就会感到：我们必须以一种新形式实现地球村的合作与繁荣，它的基础不再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军事暴力与殖民掠夺，而是超越血缘种族的界线，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血与土地的大融合建立统一的人类有机体——那是全球版的王道政治，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