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儒家亲亲原则、西方责任自负原则将中华法系的全民监督体系屏弃掉，其灾难性结果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有经济方面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几千年来，中国长期以信用贷款为主要放款方式，但随着西方抵押放款方式的引入，农村金融体系近乎崩溃，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将所属县市分支机构撤并调整后，只剩下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很难有效完成农村融资功能，因为农民不可能以山羊作抵押取得贷款。就是在城市，中小企业的信用瓶颈也难以突破，中小企业筹资难的问题至今未得到有效解决。直到近年来，连带责任原则才重新回到农村小额贷款和城镇中小企业融资之中。

三千多年前，周初的信用制度就以连带责任为基础。据《逸周书》的记载，周文王时代中国特色的信贷制度就建立了起来。《逸周书·文酌解第四》说文王的基本政策就包括“贷官以属”，即借贷官府连属百姓；公元前1123年，周人遇大荒，政府放松银根，也是以基层官员作为担保借出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逸周书·大匡解第十一》原文：赋洒其币，乡正保贷。）

笔者不反对学习西方银行制度，但不能将中国传统的东西全都放弃，靠连带责任原则支撑的信用贷款或许更适合于中国。事实上西方现代银行进入中国后，除了北京的钱庄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之外，在上海等地，长期进行信用贷款的钱庄并没有衰落，相反繁荣了起来——解放后钱庄关闭的政治原因多于经济原因！

对于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来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切断了学习法家、纵横之术者仕进之路，推崇六经、儒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汉武帝将精通《春秋》的公孙弘封为平津侯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从此“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西汉末年开始，中华原文明渐渐儒化。至东汉，社会功勋制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秦汉大黄金时代成为明日黄花。在公元前81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国策大讨论盐铁会议上，儒生强烈的批评了社会功勋制，主张乡择里选，基层推荐。《盐铁论•除狭第三十二》儒家的主张：“古时推荐当官的人，从乡里挑拣选择，考察他们的才能，然后给他官做，胜任后再按照一定等级封爵授禄。所以读书人在偏僻乡村闭门读书，也能到朝廷来做官，隐居修身，做官扬名。不因为关系疏远而丢掉贤能的人，不论大小事功，都没有被遗失的。因此，贤能的人得到任用，没有才能的人被罢免。现在升官之途杂乱，不按才能选拔官吏，富有的人用钱财来买官，勇敢的人卖命求取功名。耍车技的和举鼎技的人，都出来充当官吏。多次立功，积年累月，有的人甚至当上了卿相。”（原文：贤良曰，古之进士也，乡择而里选，论其才能，然后官之，胜职任然后爵而禄之。故士修之乡曲，升诸朝廷，行之幽隐，明足显著。疏远无失士，小大无遗功。是以贤者进用，不肖者简黜。今吏道杂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的全面消退是在东汉末年。当时王粲在《爵论》中论及社会功勋制的解体（爵事废），并力主恢复这一制度，上面说：“依律有夺爵之法，此谓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赐而法也。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今诚循爵，则上下不失实，而功劳者劝。”

同为建安七子的徐干(170～217年)论及当时全民监督体系的崩溃，仍以周作为制度典范，希望统治者关注这一治国的基本制度。杜佑《通典·食货典》引徐干《中论》：“是以先王制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於国版，夫家脱於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弃损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奸心竞生而伪端并作，小则滥窃，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

东汉之后，中国长期社会动荡，唐朝盛世也不过维持百年，支持秦汉黄金时代的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体系坍塌后，中华文明逐步进入了黑暗时代，先是渐渐儒化，再是剧烈的西化——直到今天，我们才听到了中华文明复兴的脚步声。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