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人性论超越西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将人的不同表现归因于简单的人性善恶，我们不能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按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孟子只是强调应去发扬人性中善的方面（善端），荀子提倡性恶的同时，也主张“人人皆可成尧舜”。事实上，孔子和先秦哲人从来没有说过“人之生，性本善”。在先哲心目中，性不是超越现象的本质，而是可能性或者气质、特点的意思，犹如中医中的“药性”之性。人的主观努力则决定着可能性的呈现程度，正如“药性”运用和君臣配伍有关一样。

基于《旧约》的一神论也不曾主导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的人性与西方传统政治学性恶论不同，它超越了性善论、性恶论，把政治哲学建基于现实主义的“人情论”的基础上——现实世界的一个基本经验是，人是趋利避害的——人情论不是说人的感情，指的是人的现实表现。

西周治国理念的经典著作《逸周书》指出：所有民众皆有喜欢有厌恶。得到一点他所爱的就高兴，得到很多他所爱的就欢乐。遇到一点他厌恶的事就忧伤．遇到很多他厌恶的事就会悲哀。大凡民众的好恶都一样，喜欢养生之物，厌恶致死之物。（《逸周书·度训第一》原文：凡民生而有好有恶，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然凡民之所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

《商君书》是法家商鞅学派的百科全书，“人情论”屡次被商鞅学派提及。《商君书·错法第九》中说：人天生就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民众的好恶习性。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使用奖赏和刑罚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用它们驾驭民众的志向，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原文：人君[陶鸿庆校正为“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

韩非把“人情论”作为治国的根本。他说：“凡要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之常情，有喜好和厌恶两种趋性，因而赏和罚可据以使用；赏和罚可用，法令就能据以建立起来，治国政策也就完备了。”（《韩非子·八经》原文：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人情论是可以通过科学验证的，生命趋利避害的本性可以延伸到相对低等的生物。至今笔者还记得小时候上自然课，考察蚯蚓习性时的情形。老师让同学们准备一个小盒子，盒子一边放湿润的土，一边放干燥的土，将蚯蚓放在盒子中间，蚯蚓总是向湿润的土一边爬去。这里蚯蚓不是恶的或善的，它只不过是趋其利避其害罢了。

法家的人情论基础与西方性恶论、后世儒家性善论（人之生，性本善）不同，前者是可检验的，后者只凭主观判断，没有客观标准。如果说中国古典政治文明建立在真理的花岗岩之上，那么西方和后世儒家政治哲学是建立在流动的沙滩上。

看看《美国法典》对中国社会功勋制的蹩脚抄袭吧，今天美国政治录用的90％以上人员是按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功勋制原则（Merits system）进行的，剩下的10%是按西方海盗式民主分赃原则进行的（Spoils system）！

看看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是如何被大企业、银行、政府官员组成的corporatocracy（有人不甚恰切地译作“公司王国”）绑架的吧，艾森豪威尔总统几十年前忧虑的“军事、工业、国会综合势力”对民主的严重威胁已成为现实！

看看美国的民主人权标准只在美国国内有效，驻伊拉克美军只能在森严的军营中小心翼翼地实践民主自由，伊拉克人民还远远谈不上民主自由！

我们再也不能对绵延数千载，长期占据东亚世界中心的华夏文明视而不见——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中国古典政治理论。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是中国建立起了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政治录用制度——社会功勋制！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充分发展了部门监督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监督形式——全民监督！

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超越血缘、种族边界，建立起了庞大文明有机体——天下秩序！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