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储备已不再是马克思那里产品流通中的必要一环，或“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哥达纲领批判》），而是卢布稳定的基础。1933年斯大林指出：“苏联的通货价值之稳定，首先是由于国家手中握有巨大数量的商品来保证的，这些商品都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这是真实的。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苏联财政人民委员自豪地宣布：“苏联的卢布是稳固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价值能比得上它。”

当代许多研究者都是赫鲁晓夫的信徒，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奇迹说得一无是处。但斯大林的货币思想不仅为苏联经济学家推崇，价值投资理论的创始人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写他的商品储备货币专著《世界商品与货币》时，也毫无偏见地赞美。斯大林没有有意识地推行商品储备货币，但他通过商品“准备金”的形式稳定卢布是了不起的创举。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对1935～1937年间在莫斯科学习的陈云有何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1939年底至1940年初周恩来在苏联治病时，曾会见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前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瓦尔加·叶·萨（1879～1964年）。按《师哲回忆录》中的记述，因为当时法币（国民党货币）不断贬值，导致陕甘宁边区边币跟着贬值，物价猛涨，周恩来问策瓦尔加，后者建议：首先应使边币脱离与法币挂钩的关系，使之独立起来。其次边币不应以黄金、白银支撑，而是以边区的实物（煤、石油、食盐等）为基础，以维护边币的购买力。第三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

多年以后，陈云将商品本位货币思想付诸实施。1943年初，刚刚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日常工作的陈云提出建议，为了拯救不断贬值、信誉严重受损的边币，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行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1比1，与边币1比9，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步收回边币。达到一定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就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比1，驱逐法币，掌握金融主权。

陈云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1944年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共产党人商品储备货币的发行是成功的，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边区的金融物价再没有发生大的波动。

解放初期，当时恶性的通货膨胀足以吞噬任何新生政权。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基数100，则1949年11月的指数已达5376；人民币的发行额增加速度若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猛增11倍，到1950年再增加至270倍。此时陈云一方面利用商品储备对付投击商（“米棉之战”），另一方面发行基本商品支撑的货币稳定市场。主要手段包括：

一、统一中央财政工作（这也是《管子》一书屡次三番强调的），主要是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和货币发行，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为保证国家掌握雄厚的基本商品储备，决定成立中央和省市各部门的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规定“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便减少1950的财政支出及向国外订货。

二、紧缩银根，发行折实公债（一种商品本位货币，实际上以单位人民币准“一篮子基本商品”，这些商品包括粮食、布匹和煤炭）。中央制定了1950年发行2亿分折实公债的计划，后来计划中的2亿分公债实际只发行了1亿分(1分公债折合实物为大米3公斤、面粉0.75公斤、白细布1.3米、煤炭8公斤)。

三、开办保值的折实储蓄，大力吸收定期存款。当时折实单位后面的商品有很大不同，京津地区是以玉米粉0.5公斤、面粉0.5公斤、五福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一个标准折实单位；上海是以白粳米1升、生油50克、煤球0.5公斤、龙头细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1个标准折实单位；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标准折实单位。

四、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大力增加商品储备。到1949年底，中央已掌握了50亿斤商品粮和占全国70%的煤炭供应量，40%的棉纱和50%的布匹，60%的食盐，同时加强了对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物资调拨工作。1949年11月25日到30日每日由东北地区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

五、还采取了打击和取缔投机势力、发放折实工资等手段稳定社会、市场秩序。

陈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尽管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承认这一点。他不和斯大林一样主张将市场送到阴间去，一切都直接实行计划分配。他也不主张冻结物价。或许他比斯大林更多地汲取了中国几千年的市场管理经验，中国本土学者早就发现，陈云经济思想与管子多有相通之处。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将市场看作商品的价格标尺，是社会治乱的标志，认为没有市场就会严重打击经济，造成民用缺乏（“无市则民乏矣”）。《管子·乘马第五》中说：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准绳。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高利；各种商业无高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原文：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明确反对冻结价格或计划价格的做法。计划价格会让经济（市场）这一复杂巨系统的感受器价格人为失灵，由人和组织配置资源，无论这些组织或人多么有效率也无法取代市场系统本身。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