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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西方经济学的没落及中国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0-05-15



编者按:

 

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不能如自然科学一样,能够通过可控实验进行验证,导致其理论(名)与现实(实)的脱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其理论前提(假设)常常是虚假的,论证工具强烈依赖演绎推理,导致结论常常是反历史和反现实的。

 

必须学会从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的角度,更客观看待西方人文学术,包括其方法论上的本质弱点——否则,我们必将落入21世纪“西学清谈”的陷阱!因为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迥异,西方诸多“名”常常与中国之“实”缺乏联系。

 

韩非子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

 

——是我们反思西方学术垄断中国教育文化的时刻了!

 

 

西方古典经济学有两相互联系的支柱,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二是市场均衡理论。过去20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假定,一个掌握充分信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参与者最终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市场会在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实现均衡。亚当·斯密表述如下: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有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像马克思这样的学者早就注意到,由于自由市场中生产的无序性,市场不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达到均衡,相反,会产生严重的失衡——经济危机。

 

马克思时代经济学家们努力将经济危机当作一种“特例”经济周期会发生,不过最终市场会顽强地走向平衡,哪怕经济危机产生的代价极其高昂。

 

20世纪末,伴随着系统论的发展及信息新经济的兴起,人们发现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1996年,布莱恩·阿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收益递增与两个商业世界》中写道:

 

“我们对于市场如何运转和商业如何运作的理解,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由一批欧洲经济学家,主要是英国的马歇尔和同时代为数不多的大陆经济学家传承下来的。这种理解完全建立在收益递减的假设基础之上:在市场中领先的产品或公司最终会遇到限制,达到价格和市场份额的均衡状态。对于马歇尔时代从事大批量加工的‘烟囱经济’,这种理论大致上是有效的。而且,至今仍主宰着经济学教科书。但就在本世纪,西方经济稳定地、连续地经历了一场从大批量原料加工向技术的设计与使用的转型——从资源的加工转变为信息的加工,从初级能量的应用转向思想的应用。当这场转变发生以后,决定经济行为的根本机制就从收益递减转变为收益递增了。

 

“收益递增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即领先者更加领先,失去优势者进一步丧失优势。这是‘正反馈’在市场、企业和行业内起作用的机制:强化获胜者的成功,或加重失败者的损失。递增收益带来的不是均衡,而是不稳定:如果一种产品或一家公司或一项技术(市场中诸多竞争者之一)靠运气或精明的战略赢得领先,递增收益能放大其优势,该产品或公司或技术就能乘胜前进直至‘锁定’(lockin)在市场中。递增收益不仅能使某种产品成为标准,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商业运作的机制。对收益递增情形下商业运作机制的解释上,我们的大多数理论概念都无能为力。”

 

布莱恩·阿瑟之所以能突破传统西方经济学框架,走出西方古典经济学范式,不仅出于其敏锐的观察,还在于他运用了计算机模拟市场运行的研究方法。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看到了布莱恩·阿瑟在高科技领域发现的同一现:具有完备知识的理性的经济人根本就不存在,特别是如果认识的对象中包含主体参与的时候。在金融市场上,市场均衡假设会导致“严重的失真”,总结自己数十年在金融市场上的实战经验,索罗斯成了《金融炼金术》一书。这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反均衡”,他写道:    “该理论(充分竞争理论)坚信,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无节制地追求私利将自然地导致资源的最佳分配。每一个公司都在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上进行生产,并且每一个消费者都购买其边际‘效用’等于市场价格的总商品量,这时就达到了均衡点。分析表明,在供给和需求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无法左右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均衡点将令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达到最大值。正是这条论证充任了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它也是时下‘市场魔术’崇拜的理论根据。    “让我们考查一下充分竞争理论的主要假设。业经清晰表述的假设包括:完备的知识,同质而可分的产品,足够数量的参与者以使任何单独的参与者都无法左右市场价格。完备知识的假设是令人怀疑的,如果认识的对象中包含有主体的参与,这种认识就不可能称为知识。”

 

既然具有完备知识的理性经济人不存在,自动产生均衡的市场也不存在,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全新的哲学,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上的全新经济体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超越西方古典经济学,是一种系统的非均衡经济学,它认为

 

A.主客互系,人不可能具有完备的关于“客体”的知识。《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强调对事件进行深入观察和深刻体悟,这也是尊崇道家的布莱恩·阿瑟不断劝诫信息时代领导者的: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老子·第一章》原文: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B. 市场不会自动实现均衡,需要人为的调节才能实现市场的动态平衡。《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希望当时错误的“人道”服从于自然法则“天道”,作到“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以期政治经济体系动态均衡。

 

与西方古典经济学不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主张不断抑制经济中正反馈的发生,达到经济系统中“轻重”平衡。在方法论上,它与中医一脉相承。《国语•晋语八》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轻重”相当于医学中的“阴阳”,二者都强调均平、动态平衡,去积滞,损有余补不足,整体施治。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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