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这类二元观念是人类最古老的观念之一。与世界诸多族群不同，中国先贤超越阴阳，发展出了“和”、“中”的观念，由二元辩证走向三元辩证，这是世界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突破。

我们的先贤认为，除了阴气和阳气，还有和气、中气，后者是宇宙生生之息的原动力。《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三”就是指和气。它是中国人宽厚包容、合和博大的政治经济理论和人文精神的活水源头，甚至直接影响了政府的组织形式——对中国官制影响深远的三公九卿制就是按照“物成于三”、“天道莫不成于三”（《白虎通疏证·封公侯》）的理念设计的。

如果不是中医和数术在民间广为流传，“阴阳”这个概念可能不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兵法中的奇正和政治经济中的轻重一样重要。这里我们选择阴阳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范畴，只是为了说明其丰富的哲学内涵。

选择“阴阳”这个概念也有弱点。即使在哲学上，它也被汉以后儒生们教条化和神秘化了。十九世纪末叶来华的美国地质学家彭北莱（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年）记述了这样件事：中国外务部的官员们认为废弃的矿井里会再生长出煤，理由是“万物都由阴阳交合而生，都有力量与物质、正负、雄雌之分，那些曾一度生成了煤的有利条件，为什么不应总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又反对大规模开采，认为这将会使下代人无所依靠。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不清楚煤再生的速度如何？”（约·罗伯茨[英]，《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年，第94~95页）。中国官员按照自然生产速度有节制开发资源是对的，他们对煤生成因素的形而上理解则是愚蠢的。

阴阳是先哲对事物的宏观把握，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我们发现，在今日之中国，有太多拿着“阴阳鱼”行骗的人。不光是那些在农村走街串巷的算卦先生，更多的是那些城市里所谓的“国学大师”们。一个传说是，阴阳推动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到来——这些人的学术水准肯定不会高过大清帝国的外务部官员！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偶对体不是二元对立、截然两分、相互斗争的。先哲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阴，也没有绝对的阳，二者互相包容，相生相克，在动态平衡中不断调和生化。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终始第四十八》中论证说：“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溢，意为过度——笔者注），有少而无绝。”

在量子物理学中，阴阳相生相克的观念变得十分重要。一个光量子不会改变一个汽车的轨道，但它会改变一个电子的轨道，你观察一个电子的时刻，电子本身就是观察者和宇宙时空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阴阳概念没有促进量子论的诞生，不过对量子力学做出巨大贡献的波尔先生（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年）的确发现：中国的阴阳概念很好地说明了他的物理学思想。

进而言之，西方那种主客对立概念只有在描述“日常”事物时才有意义，对于描述微观及复杂巨系统并不适用。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点不仅在于对主客这样的偶对体的认识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如何调节政治经济这类复杂巨系统，调节的目标和手段方面。系统论告诉我们，社会不会自动实现均衡，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都会出现正反馈的现象，并最终导致社会系统严重失衡。在现代西方社会，正反馈主要体现为经济上世界范围内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政治上资产阶级垄断国家政权的事实。

《黄帝四经·道法》不仅谈到了偶对体的相互转化，还谈到了因应变化的原则和手段，即追求社会整体的动态平衡，如果出现失衡，就用非常手段调节。上面说：“应付事物变化的方法在于掌握平衡和适度，轻重不当，便是失道。天地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规律，百姓各自从事着自己的本职，贵贱高低也都有它们确定的位置，使用下臣有确定的方法，统治百姓有既定的守则。四季更迭、昼夜交替，荣枯变换、柔刚转化是天地间固有的规律。男耕女织便是老百姓所从事的固定工作，有才德和无才德的人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贵贱都有它们确立的位置。选任官吏时，职位的高低要与他们的能力相符，这便是使用臣下的确定方法。去私门而行公道，这是统治人民的原则。一旦出现了不正常或超越了常规的事情，就要相应地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加以调节”（原文：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妨。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变恒过度，以奇相御。）

《老子·第七十七章》强调“损有余补不足”是实现百姓均平的手段。文中以拉弓放箭为喻：“天之道，大概就如拉弓一样。弦位高了，就压低它；弦位低了，就抬高它。有余的，就减少它，不足的，就增补它。天之道就是这样，减少有余的，增补不足的。人道却不是这样，它是减少不足的，却用来供养有余的。谁能把有余的拿出来献给天下人？只有有道的人才能这样做。”（原文：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损有余，补不足，使百姓均平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它使中国长时期内没有出现欧洲那种可怕的阶级鸿沟。《盐铁论·轻重第十四》明确指出：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肃清奸邪，铲除豪强，这样，百姓才能贫富均平，安居乐业。张廷尉修改法令，用严法来治理天下，制裁奸商恶霸，消灭兼并土地的歹徒，使力强的不敢欺负力弱的，人多的不敢欺凌人少的。大夫君（桑弘羊）想方设法，筹积国家费用，垄断天下盐铁等项收益，以排挤富商大贾的势力，用买官、赎罪的办法，来削弱有钱的人，补贴贫乏的人，从而使百姓贫富平均。所以用兵东征西讨，没有增加税收而费用仍然充足。但是，损彼益此之道，聪明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理解的。（原文：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夫损益之事，贤者所睹，非众人之所知也。）

中华文明是个有机的整体，其医道与治道殊途而同归，二者都是通过损有余、补不足达到动态平衡。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素问·玉版论要篇第十五》上有说：“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气虚实。实证用泻法，虚症用补法。但必先去除血脉中的凝滞，而后调补气血的不足，不论治疗什么病都要以达到气血平调为准则。”（原文：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在西方二元对立哲学指导下的西方医学对抗疗法已经遭到诸多批判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医以及中医所蕴含哲理的伟大，而建立在同一哲学基座上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已经蒙尘太久，鲜为人知了。

尽管科举制和常平仓制度已经融入美国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但国人自己只知道西方的公务员和期货制度——对于近代中国知识界来说，这是失去独立学术人格，全盘西化必然带来的耻辱！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