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由东向西的跨国大迁徙，欧美国家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暴增，几乎瞬间就占据了全球排行榜的榜首，而拐点的出现则遥遥无期。从西方国家集体名列世界前茅的客观事实来判断，新冠病毒分明不是某些西方官员曾一口咬定的“黄种人的疾病”，倒更像是对西方民族情有独钟。新冠肺炎之所以独爱西方，归根结底还是西方国家抗疫不力所结下的恶果。有果必有因，西方国家抗疫失利的原因多得不胜枚举。究其主要原因，乃是因为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见利忘义，毫无必要地将广大西方人民赤裸裸地暴露在病毒之下，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感染致死的机率。

一、唯利是图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人为制造了新冠病毒最大的传播链

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最终目的是赚钱牟利，资本家不肯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即使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也无法令资本家改弦易辙。随着疫情的加剧，西方各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封城政策，呼吁群众尽可能呆在家里不要外出，以减少不必要的感染机会。但是，政府的抗疫措施改变不了西方社会资本至上和经济效益至上的功利主义原则。大疫当前，除了在政府严行禁止下被迫关门大吉的企业，其他各大商家照常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故我地鼓动人们外出消费或网上购物。出门消费的风险不言而喻，网上购物也绝非万无一失。商品的生产、包装、运输与接收等过程，都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无限可乘之机。在疫情泛滥失控的危急关头，还不管不顾地拼命鼓动人们买东买西。从可能造成的致命后果来看，已经无异于谋财害命了。然而，贪得无厌的西方资本家视人命如草芥，百姓生命的重量远远抵不上一叠叠花花绿绿的钞票。

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西方国家绝对不会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角度出发，尽一切可能彻底切断传染源，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群众的感染机会。资本家悍然不顾疫情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一如既往地百般诱惑人们继续购买各种不必要的商品。疫情期间，西方人的信箱里照样装满了印刷精美的广告和商业信函，数量虽比从前有所减少，但尚未完全绝迹。每日繁忙的工作之余，如何处理这些可能携带病毒的垃圾，就成了一庄令我头疼欲裂的烦心事。我胆战心惊地打开金属信箱，踮起脚尖战战兢兢地把手伸进去，小心翼翼地将夹杂在海量文件中极个别有用的信件挑选出来，然后迅速处理掉其它无用品。这无穷无尽的繁琐操作不仅无端消耗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极大地增加了我的精神负担和感染机会。我本来手头就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次性手套，市面上洗手液和消毒液早已脱销。数量庞大的商业印刷品却平白无故地损耗着我有限的防疫资源，形同于一张张定期分发的夺命符，无情吞噬着我宝贵的生存机会。

广告等商务文件的设计者、印刷者、传递者和接收者，无一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制作、分发和处理这些印刷品。当它们从一个人手中向另一个人手中转交、从印刷厂和办公室跨过大街小巷，向千家万户的信箱里传递的过程中，新冠病毒也欢天喜地地跟随前往，一条条隐形的传染链悄然无声地形成，不知多少无辜百姓因此染毒毙命。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谋取暴利的一己之私，资本家就公然置如此众多平民百姓的生命于不顾，仍旧按部就班地从事可能随时致人于死地的商业活动，充分彰显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动机和游戏规则的残忍性和非道德性。一张张印制精美的广告就如同一份份来自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死亡通知，彻底宣告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神话的破产。

二、西方资本主义劳动雇佣制度为抗击新冠疫情制造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劳动雇佣制度对工人阶级的全方位压榨。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总是竭其所能以最低的工资雇佣最少的工人来完成最多的工作量。长此以往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使广大员工身心交瘁，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使他们的免疫系统受损，在病毒面前也就显得特别脆弱。每当我看到海外华人在微信群里分享简单易行的防疫抗疫秘方，就不禁悲从中来。我相信那些有时间有精力传播和实践该类信息的人，肯定是靠着在国内挣来的大把钱财在国外享受人生的成功人士。而象我这样每时每刻都在为生计劳苦奔波的普通劳动者，已经被工作压力以及其它各种生活琐事搞得精疲力竭，对于防疫抗疫已经是有心无力了。西方国家超乎寻常的高确诊率和高死亡率，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下，难以分心抗疫的结果。

另外，西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不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工人随时随地可以失业下岗。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封城状态之后，很多企业宣布临时歇业，仅美国就有两千两百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在所剩无几的工作岗位上奋战的幸运儿，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因微小闪失被炒鱿鱼。超负荷的工作量、强大的工作压力、担心出错、害怕被解雇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占据了劳动者的头脑，分散了他们本应用来全力抗疫的时间和精力。我对自己的感染机率、感染的轻重程度以及感染后的治愈情况等各方面风险，进行了一番谨慎的综合评估之后发现，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威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失业的风险以及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要远远大于新冠肺炎。如果没有了工作，我的整个生活世界便会确定无疑地坍塌，甚至一夕之间就可能无饭可吃、无家可归。而一旦流离失所，就只能与满大街游荡的流浪汉为伍，在病毒面前也就丧失了最后一道防线。相比之下，只要固守住工作，我就有房住、有饭吃、有抵御病毒所必不可少的私人空间和物质资源。

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导致西方国家疫情严重失控的关键所在。西方劳动人民不仅要和新冠病毒斗，更要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斗。这一极其不道德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苛政，不仅猛于吃人的老虎，也远远猛于新冠病毒。它不顾广大劳动群众的死活，为他们抗击疫情制造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极大降低了他们应对灾难和危机的能力，使他们很容易成为病毒侵袭的对象。

三、西方资本主义劳动保护制度的欠缺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打开了通畅的渠道

以最小的资金投入和生产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收益，乃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最基本的运行逻辑。资本主义企业扩大盈利的一个最常见手段，就是尽量压低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减少劳动保护用品的支出。因此，西方普通劳动者享受的劳保和福利待遇几近于无。我在加拿大二十多年间，工作过的单位不下十几个，其中没有一个单位提供劳保用品。工作所必需的劳动用品和费用，包括汽车、手机、上网费和工作服等，都由我个人自备，单位基本上一毛不拔。新职工接受上岗培训的费用也一概由我个人承担，提供免费培训的单位寥寥无几。新冠疫情期间也不例外，在人来人往的商店里店员的保护装备严重匮乏，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在与病毒展开无声的较量。哪怕是在作为抗击病毒第一线的医院里，很多雇主连医护人员的防护服和N95口罩都不予充足配备。不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和马赛的医院视察抗疫情况时，受到了当地医护工作者的强烈抗议。法国医护工会发布的网上视频显示，广大医护人员愤怒表达了对法国政府严重忽视医护人员权益和工作条件的不满。

新冠病毒的横空出世，将西方资本主义劳动保护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西方雇主大多不为雇员提供带薪病假，而且常常以丧失工作能力为由解雇员工。我工作过的十几个单位中提供带薪病假的只有两个，其中一家为非盈利机构，一年只提供区区十天的带薪病假。我现在的单位由于不是私人企业，又有工会保护，福利待遇和带薪病假都比其它单位多出不少，引来了很多人的羡慕，纷纷赞扬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好单位。然而，这个在加拿大难得一见的所谓“好单位”所提供的福利和劳保，连中国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和我从前在中国的单位比起来，根本就是聊胜于无。因此，西方人非到万不得已大都尽量避免休病假，带病坚持工作的现象极为普遍。2018年，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Personnel Development）就此开展了一项研究。参与该项目的1000名参与者中，86%的人声称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见过带病上班的个案。

这就意味着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如果严格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十四天自我隔离的话，全家的生计将迅即陷入困境。于是，很多职工带病坚守工作岗位，轻伤不下火线。这自然为新冠病毒的迅速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其他员工的感染风险，病毒也由此向整个社区广泛蔓延。特别是那些提供公共服务的从业者，如店员、医生、护士、邮递员、公交车司机和仓库管理员等，带毒上班的陈规陋习更是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直接隐患。近来，加拿大频频传出商店职工和公交车司机确诊的消息。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又要倒在病毒之下，疫情的控制也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初衷，包括其基本运作机制、运转过程、运营手段与运行目的等，样样都是违背人性的。新冠疫情就像一盏探照灯，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平素隐瞒极深的社会丑态，通通暴露在了聚光灯下。新冠疫情也像一面照妖镜，戳穿了“自由”、“民主”与“人权”之虚幻影像，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血淋淋的残忍真相，形象生动地还原展示出来。新冠疫情更像一个警示器，红灯亮处，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指明：在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人类若要长久地延续下去，就必须坚决果断地尽快远离气数将尽的日落之地，向着太阳初升的方向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