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刑事政策的轻重如阴阳，乱世当用重典——轻罪重判；太平之世当用轻典——重罪轻判，这就是中华法系“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在这个民族国家分立、世界失序的“新战国时代”，完善疫情防控体系机制、打赢总体战必须用重典！

“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原则出自《尚书·吕刑》，周穆王对吕侯的训词中提到：“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

《周礼·秋官司寇》论大司寇的职责，更详尽指出：“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乱世用重典”即出自此。

中国古典政治学黄老道家核心经典《管子》的作者指出，刑事政策的轻重要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在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的时代，一定要用重刑。上面说：“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管子·正世第四十七》

春秋战国时代和当代有相似之处：列国大争，天下纷乱，各国都积极变法图强，多用重典。商鞅学派两千多年前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西方奉行“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弱点，指出那样只会使社会混乱，国家削弱。《商君书·说民第五》说：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叫使国家安定的治理方法。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叫使民众动乱的治理方法。所以轻罪重罚，刑罚能除掉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对重罪重判，轻罪轻判，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仍多有发生，国家也会被削弱。（原文：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司马法》成书于战国初期，记载了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作战原则，其中同样强调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与《商君书》一脉相承。《司马法·定爵第三》指出：作战必须巩固军心，明辨利害，治理纷乱，进止有节，服膺正义，激发廉耻，简约法令，少用刑罚。小罪就要严厉制止，犯小罪的如果得逞，犯大罪的也就跟着来了。（原文：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小罪乃杀，小罪胜，大罪因。）

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中，我们能看到“重其轻者”的法律条文，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秦汉犯罪率极低是如何实现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有人偷摘别人的桑叶，赃值不到一钱，如何论处？罚服徭役三十天。（原文：或盗采人桑叶，臧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甲盗窃，赃值一千钱，乙知道甲盗窃，分赃不满一钱，问乙应如何论处？与甲同样论处。（原文：甲盗，臧值千钱，乙知其，受分臧不盈一钱，问乙何论？同论。） 

在国人已将防盗窗安上六楼、人心浮燥的时代，还有人盲目称赞西方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称之为“公平、正义”——我们不能说中国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是“恶法”，西方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才是“恶法”，它是今天西方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刑事政策的轻重如阴阳，乱世当用重典——轻罪重判；太平之世当用轻典——重罪轻判。在这个民族国家分立、世界失序的“新战国时代”，完善疫情防控体系机制、打赢总体战必须用重典！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