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认为：法与德相辅相成，相须为用，二者的关系是以法生德，以德固法。中国古典政治学经典《商君书》指出，空谈仁义没有意义，只有法治才能实现真正的仁义。《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上说：圣人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能统治民众，就像利用地势控制水流、用干湿来控制火一样。所以说，仁者能对别人施加仁慈，却不能使别人变成仁人，仁义的人能够爱人，却不能使人们互相爱，因此，光凭仁义道德是不能治理好社会的。圣人定有让天下人信任的德性，又有让天下人信任的法律；所谓仁义，是说作为臣子有忠心，作为儿子有孝心，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之间有别，不符合义，就是饿死也不苟且吃饭，就是死也不苟且偷生。圣明的帝王相对于仁义更重视法律，法律严明，君主的命令能贯彻才行。（原文：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管子》论述“以法生德”方面走得更远，作者一方面反对以“爱民”用民，另一方面明确指出“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管子·任法第四十五》）。《管子·法法第十六》中有：君主之所以爱民，是为了任用他们。为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显而易见，单用爱民的办法任用人民，则人民不会服从。善于任用人民的，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渴等方法，使民者用这些手段，而人民并不认为是害己。因为明王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原文：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

和儒家一样，法家也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教化应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当时主要是耕战），使教化成俗，深入人心。《商君书·赏刑第十七》说：只有那些能打仗的人，才能踏进富贵的大门。那些骄横跋扈的人，受到刑法的惩处不能赦免。这样，父亲伯叔、兄弟、相知相识的朋友、男女亲家、志同道合的人都会说：“我们务必要加倍努力的地方不过在战场上罢了。”因此，年富力强的人努力作战，年老体弱的人努力从事防守，那些死在战场的人不后悔，活着的人互相鼓励，这就是我说的统一教化。民众想得到富贵，死而后已，可富贵的门在当兵打仗，所以民众听说要打仗便互相庆贺，起居饮食所唱的歌谣，全是打仗的事。这就是我所说的：严明教育到一定程度仿佛没有教化。（原文：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管子·权修第三》认为“教训成俗而刑罚省”，强调“以德固法”，防微杜渐。“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使男人不行邪僻，要靠教育；使女人没有淫乱，要靠训诲。教训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恶。因为小恶是大恶产生的根源。不禁小恶而想要大恶不危害国家，是办不到的。”（原文：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

尽管“以法生德”、“以德固法”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造就了一个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大秦盛世，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片面强调“以德治国”，“德生德”的观念依然像魔咒一下困扰着国人。要知道，一旦这种思想深入到精英的治国理念中，我们离法治将越来越远……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