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许多西方观察家为中国古代社会用那么少的官员，统治那么多的小农感到吃惊。这种治理是如何实现的？因为农村除了有传统的家庭血缘社会结构，还有基于连带责任，连坐和保甲这样的监督体系——邻里间的相互了解远远超过政府对国民的了解，他们之间的互保和连坐极大降低了政府收集信息的成本，通过将国家督察责任转移到每个人，监督效率大幅度提高。

为何秦汉以后施行保甲连坐的诸多时代不能实现社会安定、吏治廉洁呢？其根本原因是以私德取代公德，私恩取代公义，“亲亲相隐”被无原则地引入法律，使连坐和保甲制度失效。

假定国民A知道国民B违反了法律，按照法家的全民监督原则，A应去举报，通过奖励举报和惩罚知情不报，人与人之间的全民监督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走向法治的正反馈机制，违法犯罪现象就会大量减少；假如这时我们在政治领域以私代公，在社会治理中“亲亲相隐”，那么当国民A和国民B关系很好，或A得到了B的好处，A包庇B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不受到惩罚甚至得到“道德奖励”的时候，全社会就形成一个走向人治的正反馈。又由于邻里之间信息传递速度极快，全民监督便迅速失效。

“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制必行，法治的关键是立信！

商鞅“徒木立信”之所以名垂青史，并不是这件小事本身，而是商鞅此举树立了一个平民“ROLE MODEL”（典范），在秦国全境实现了以法治国的正反馈激励机制，奠定了一个秦国的制度基础。

据《史记·孔子世家》，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一上台就依法杀了鲁国的名人少正卯，这令包括诸弟子在内在国人大惊。三个月后鲁国实现市无奸商、路不拾遗的大治，这是孔子“杀人立信”，以刑去刑的结果。

近代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深知德、法并用的人。他一方面提倡“礼义廉耻”，常常对下属毫不留情地作一些道德训诫式痛责，有时也厉行法家治国。

1925年1月东征前，蒋介石颁布《革命军连坐法》(此举得到周恩来的首肯)，规定无撤退命令而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班长不退，而全班皆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该法从制度上增强的军队了战斗力，对东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1月，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因“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被处决后，据说中国军队上上下下受到极大震动，《革命军人连坐法》因此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执行。那以后，中国军队在长江方面的所有作战，都坚持开战后检讨会，大战大检讨，小战小检讨。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等也在后来数年的战争中作过检讨，根据会战实际情况，有的受奖，有的受处分。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抗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主力经八年而未被日军歼灭，法家治军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的全民监督制度在农村却不成功。从1935年7月，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颁发《修正剿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训令，一直到国民党溃败台湾，农村地区一直没有形成全民监督的正反馈机制。那些保甲长常常与乡镇区长串通一气，横行乡里。冯玉祥将军写道：“有些青年被迫上山去反对蒋介石，也有些青年不愿当兵，就拿钱送保甲长买别人来顶替。有时候买一个兵得花三五百万，有时要一两千万。”（《冯玉祥自传》第三卷《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从上个世纪30年代末开始，蒋介石一度以为，用党员担任保甲长这样的人治手段会解决乡村问题——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全民监督不是告发个人隐私的卑鄙告密行为，而是维护公共利益，减少治理成本，揭发违法犯罪的告奸行为，这是文明社会的个人责任和义务。《商君书·开塞第七》说：“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他的意思是说，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于预防犯罪方面，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只要以刑去刑，以赏告奸，大的奸邪不产生，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能治理好。

反对告密、鼓励告奸才能维系法治正义。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不时看到有人故意混淆告密和告奸的界线，以道德的名义反对告奸，片面强调“以德治国”的人治。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治如同疯狂繁殖的病毒，只要存在于政治有机体之中，就会吞噬所有健康细胞，毁灭国家的法治基础！

中国法治之路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如何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走向法治的正反馈机制，是今天执政者不能忽视的大问题。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