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许多人鄙视中华文明之际，中国先贤早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当代西方文明的缺陷，这足以让那些“皓首穷西方之经”的学人汗颜。

一是部门分权监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国古典政治理论认为这种体制最多不过是一时之计，不可能实现政治清明。《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指出，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以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是暂时的。（原文：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

并不是说商鞅学派否定西方的权力监督原则，他们反对的是“驺虞相监”，因为二者“利合而恶同”。认为众官员利益一致，只能让“事合而利异者”，即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互相监督才行。法家从人情论政治哲学出发，实行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连带责任基础上的互相监督（为区别于西方的部门监督，我们称之为“全民监督”），对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举报，是每个人的神圣法律义务，不举报将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韩非子论述说，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同里有罪要连坐受罚。假定违法行为牵连到自己，他们就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人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赏，有奸不报的人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韩非子·制分第五十五》原文：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

另外，在刑事政策上，西方法律显得过于幼稚，上个世纪变来变去，二战前多讲报应刑主义，认为刑罚是针对恶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是恶害，恶报必须与恶行相均衡，主张罪刑均衡，犯什么罪就坐多少年牢，不讲犯罪人的个人特点，这种“轻轻重重”的刑事原则使二战前犯罪猖獗，于是说报应刑主义不好；有人曾提出目的刑思想、教育刑思想，要让罪犯重返社会，结果发现犯罪依然相当严重。于是又有人主张重新回到报应刑主义。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相对报应刑主义，就是对危险的人，再犯罪重判，而对第一次犯的轻罪，非常宽容。 

法家反对“轻轻重重”的量刑原则，也反对“厚诛薄罪”的暴法，主张“重其轻者”，“简令谨诛”、“赏罚当符”。那么“重其轻者”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严重的犯罪不复发生，而“轻轻重重”只能越来越乱。《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原文：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最后，历史上西方文明一直没有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早就将环境纳入了经济系统，强调自然原则，认为每个人都有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黄帝四经·果童》中记述了黄帝的一段话，从中我们能看出先民的自然主义经济观。他说，人民仰仗上天而得以生存，依赖大地得以有饭吃，人们因此把天地看作自己的父母。现在我要教化他们使之端正，斟酌衡量使之均平。（原文：夫民仰天而生，侍[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

西方文明基因是反自然的，将人作为地球和万物的主人置于与地球、万物对立的位置。这种思想可以直接追溯到《旧约全书·创世纪》：“神说：我们要找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支配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球，以及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文艺复兴后，新的市民文化与古老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作自然主人、征服自然的观念更为明显。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认识了火、水、空气、诸星、诸天和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作用以后（正如我们各行工匠的各种技艺一样清楚），我们就可以在同样方式下把他们应用于它们所适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20世纪工业文明造成的破坏触目惊心，西方人的环境意识才开始觉醒。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自然原则讲“按时取物”，西方人讲“按时不取物”——季节休渔之类。中国有些人学西方“按时不取物”，也休起渔来，美其名曰“环境保护”。殊不知，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退化问题，只会使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减轻！

先贤主张按自然本身的规律生产生活，为了维系大自然的生产能力，发展了完备的月令体系。最晚至秦代，中国就制定了环境保护法。《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中有：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到七月才解除禁令。只有需要伐木制造棺椁的才不受季节限制。（原文：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毋□□□□□□毒鱼鳖，置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

当我们求索中华文明万年持续发展的奥秘时，有人称之偶然；当人们发现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完善的环境保护法时，有人又将之与原始思维联系起来——难道这些人连炎黄子孙早已脱离原始社会的现实也要视而不见吗？

面对生生不息的中国，拔开层层历史乌云，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一座辉煌峰巅！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