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学者注意到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重要环节都曾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曾将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模范，他们没有像此前一千年前的日本一样被完全“华化”，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朝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被儒化，道/法原文明的光辉仍隐约可见，而清帝国已经完全腐朽，不堪一击。 

经济学家盛洪考证说，传教士介绍回去的中国古典哲学，对启蒙时代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指出亚当·斯密很可能是从他的密友魁奈那里获得理论灵感的，他说：“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在这本书的第八章，魁奈精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而这一章的题目就叫作‘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的比较’。这说明，即使中国古典哲学不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唯一源泉，起码提供了这一传统的精神楷模。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到魁奈的‘自然秩序哲学’，再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中间有着有案可稽的思想线索。” 

魁奈和亚当·斯密时代的西方人对已经儒化的华夏文明深为敬仰，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种，中华文明是西方的榜样。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也像今天有些人大肆鼓吹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一样，1669年约翰·韦伯苦口婆心地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施行仁政。浪漫的法国人走得更远，18世纪第一个元旦，为了显示品味，参加法国王室化妆舞会的嘉宾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1756年春分那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模仿康熙皇帝，走上地头，扶犁扬鞭，号召天下百姓勤奋劳作。 

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华夏文明的崇拜者，尽管孟德斯鸠为了满足自己的理论框架先验地将华夏文明打入专制的冷宫（孟德斯鸠诋毁中国的理由后来成为普遍原则），不过华夏文明形象真正衰落还是在邪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

1792年，大英帝国的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第一次出使中国，通商要求遭到拒绝，败兴而归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美好形象坍塌了。“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何处值得仰慕？”马戛尔尼写道：“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23年后，英国国王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商谈贸易问题，此次通商努力的失败大大加强了西方精英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 

早在1720左右，一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一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一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3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一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历史不幸被他言中，120年后的鸦片战争参战的全部英军还不到3万人。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使中华文明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1842年一位大英帝国军官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坦言，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自大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在《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罪恶的顶点，再没有像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

直到21世纪的今天，西方人仍然无法走出上述偏见的阴影。时不时，中国被贴上威权专制、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信仰（异教）的标签——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也是西方文明的不幸。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