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说：汉初奉行“黄老哲学”，制定休养生息政策，清静无为。于是许多人将这种“清静无为”理解为自由放任、无所作为。直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埋没两千多年的黄老思想文献后，才为我们解开了诸多历史迷团。

原来，黄老哲学不等同于老庄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讲的，黄老哲学是齐法家的思想核心。司马迁说申子和韩非思想“归本于黄老”的真实意义也明了起来。《史记·儒林列传》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商君列传》也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这是因为孝文帝和商鞅同是法家。进一步说，汉承秦制“承”的主要是齐地的法家思想和秦国的法律制度。

儒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过程是缓慢和渐进的。西汉直至孝景时还“不任儒者”。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一上台，他的老师名儒卫绾就上奏：“已经推荐上来的贤良之士，有的是提倡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扰乱国政，请全部废除。”武帝批准了该建议。（《汉书·武帝纪》原文：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丞相卫绾堵住了研治法家者入仕之道。当御史大夫、同出儒门的赵绾提出窦太后不应干涉朝政时，激怒了信奉黄老、握有实权的窦太后（武帝的爷爷汉文帝的皇后），她大骂这些儒生是装神闹鬼、只会骗人的术士新垣平，先是卫绾被免职，后来许多高级官员受牵连。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好儒的田蚡作了丞相，儒家得以登堂入室。《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这一政治变化：“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他废弃黄老、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原文：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尽管汉武帝开始任用儒生，但汉朝的法家治国理念并没有改变。史载汉武帝任用了大批正直廉洁的法家公务员为法吏，还让张汤修改法律，使法律更为完善。

直到汉宣帝刘询（前92~前49），法家思想仍是西汉的指导思想。汉元帝刘奭作太子时就好儒术，为人柔懦。他反对宣帝“用法太深”，建议任用儒生，宣帝因此严厉斥责了刘奭，一度准备让好法令的淮阳王刘钦作太子。

《汉书·元帝纪》载：（太子刘奭）性格柔顺仁慈，爱好儒家思想，看到宣帝所任用多是精通法制律令的官吏，又用刑名学派思想制约臣下，在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人因为犯有诽谤朝政罪被杀后，曾经趁陪待宣帝宴饮时从容指出：“陛下执法太重，应该任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本有自己的制度，就是霸道王道共用，怎么可以用德政教化天下，使用周朝的制度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好是古非今，混淆名实，不知该遵循什么，怎能把国家委托给这些人呢？”他叹息道：“扰乱我汉家制度的是太子啊！”从此疏远太子而喜欢淮阳王刘钦，曾说：“淮阳王能明察事理，又好法令，应该做我的太子。”这时淮阳王之母张婕妤特受宣帝宠爱，宣帝有意要用淮阳王取代太子。然而因为宣帝在少年时曾依靠许氏，自己和太子都是从低微地位上来的，所以始终没有舍弃许氏母子。

不幸的是，宣帝的预言成了现实，他的犹豫不决成为灾难。

元帝上台后，立刻封没有任何功勋的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邸一所。读经作官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儒生满朝，甚至执法也要“顺经术意”。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宣帝曰：‘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验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元帝二》）

汉宣帝死后41年，大儒王莽篡汉！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不是指儒法并用或外儒内法。在西汉，黄老学派没有像孟子一样将“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尽管它更崇尚以法治国的王道。

是我们为“汉家制度”正名的时候了，造就“强汉”的是齐法家，而不是“贵生、养生”的道家或“礼治、德治”的儒家。以刘邦为核心的汉代立国者为何会深受齐法家影响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萧何、曹参在内的西汉政治精英集团崛起于齐法家的中心传播地带——山东与江苏交界的沛县。

1973年齐法家经典《黄帝四经》出土后不久，学者们就发现，其中有大量的语句、段落与《国语·越语下》重出互见，思想内涵也较一致。古代越国的统治阶层者一直自称是黄帝之后，《吴越春秋》记载勾践的世系，是从黄帝开始：“黄帝－昌意－颛顼－鲧－禹－启－太康－仲庐－相－少康－无余……”然后下至勾践，所以他们崇拜黄帝是完全可能的。在后人辑的《范子计然》一书中，我们能明显看出越国重臣范蠡、计然的黄老思想。就是说，在公元前5世纪初，黄老之学已经传播到长江流域。

黄老对西汉治世思想的影响巨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乐毅—乐臣公为主线的乐氏家族。乐毅的先祖乐羊曾与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同时在魏国为官，深得魏文侯信任，战功显赫，于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攻下了中山国。

史载少时“乐毅贤，好兵”，同商鞅一样，乐毅是战国著名改革家，却因为他曾于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联合秦、楚、韩、赵、魏五国共同伐齐，克齐72城，以兵家闻名于世，今人很少注意到乐毅的法家治国思想。

在乐毅辅佐燕昭王30年里（公元前311年乐毅赴燕，约在燕昭王死那年，公元前279年在燕惠王逼迫下流亡赵国），乐毅是如何主政的呢？燕昭王采纳乐毅建议，实行论功授爵授禄，制定严格的法律；改革吏制，设相国和将军，分掌政治、军事大权；全国分五郡，郡下设县；郡守和县令由燕王任命——这些措施显然带有浓重的法家色彩！

“乐毅变法”的成就是明显的：使得长期大而弱的燕国民众殷富，国库充盈，士卒乐战，进入“战国七雄”之列；可惜的是，燕国的法家政治和魏国一样，没有能够持续下去，燕国很快就衰亡了。

汉高祖刘邦对乐毅十分敬仰，据《史记·乐毅列传》，刘邦经过原来赵国属地时还特地寻找乐毅的后人，当得知乐毅的孙子乐叔还在时，封他为乐卿（汉武功爵名——笔者注），封号华成君。

汉初乐毅的后人中还有同属法家的乐瑕公和乐臣公，他们在赵国将要被秦国灭掉时逃到齐国（乐毅死在赵国）。其中乐臣公长于研究黄老的学说，在齐国很有名气，人们称他为贤师。司马迁在《乐毅列传》的结尾简单记述了黄老之学的师承体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这里的“曹相国”就是西汉名相，信奉黄老之学的曹参！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