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九主》是帛书《老子》甲本后四种古佚书之第三种，一般被认为是《汉书•艺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中之佚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商初重臣伊尹的法家治国理念。《伊尹•九主》崇尚法家治国，明分守，绳法则，审名命，对《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著作都有深度的影响。佚篇的重要概念和用语，可与西周金文、《国语》、《左传》相印证，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末期。历史上，韩非子早就将伊尹看作与管仲、商鞅并列的法家人物。《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 》中有：“伊尹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商汤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人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术，熟悉治国强兵的方法，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说教。”（原文：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据说商对在街上倒灰的人处以刑罚（“刑弃灰于公道”），可知商朝及商初重臣伊尹在法家“重其轻者”的刑事政策形成过程中有重要影响。蒙文通先生指出：“韩非子以伊尹、管仲、商君为皆尚法术，则法家之从商，不亦宜乎！”（蒙文通《古学甄微》第230页，巴蜀书社，1978年）荀子也说“刑名从商”（《荀子•正名》），据文献记载，当时常用的刑名有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在殷墟甲骨文中这些刑名得到了印证。西周已经是一个法治社会，从西周治国理念的经典文献《逸周书》中能明显看到来。地下资料证实，《逸周书》多篇为西周文献。她不仅篇章比《尚书》多，涉及内容也比《尚书》广泛。在某种意义上，学术价值同《尚书》一样大，但世人皆研治《尚书》、很少有人知道《逸周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本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不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当然鲜有人问津。事实上，《逸周书》是西周政治的百科全书，是中华道/法原文明的核心。后面读者将会看到，我们在研究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时常常以《逸周书》为重要参考。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先生在为罗家湘《<逸周书>研究 》作序时指出：“《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使我们看到在《尚书》中所显示的文、武、周公的仁政、仁德、诚信、礼仪之外思想与作为的另外一面：文王、武王夺取天下，既用了诡诈，也显示了凶残，并不如孔子以来儒家学者所粉饰的那样，所以，从某一方面说，《逸周书》有比《尚书•周书》更可珍贵的地方。”（罗家湘，《<逸周书>研究•序言》，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通过对金文的研究，我们知道《周礼》是对西周政制的追述。《周礼》中春官是礼官，其重要职官肆师专门负责依禁令惩罚怠慢礼事的人，可见当时的礼也要靠法制来维系。《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肆师》叙述肆师的职责是：掌管建立王国的祭祀之礼，协助大宗伯。建立大祭祀之礼，规定用玉、束帛和纯色完好的牲；建立次一等祭祀之礼，规定用牲和束帛；建立小祭祀之礼，规定用牲。按照一年四季安排祭祀的次序，以及对新落成的庙行衅礼。举行大祭祀时，负责察看牺牲，将符合要求的牲拴系在栏圈中，交付给充人和监门喂养。凡祭祀占卜日期、祭前三日重申对百官的告诫，以及祭祀前夕确定明日开始祭祀的时间，告教并协助大宗伯行礼事。视察祭器是否洗涤干净时也这样做。祭祀那天，用标签标明器物中所盛的谷物，报告谷物洁净；察看所陈列的馔具，报告陈列齐备；到将行裸礼时，筑捣郁金香草并煮，用以调和鬯酒。告教并协助群臣行祭祀的小礼，责罚怠慢礼事的人。掌管各祭坛兆域中以及庙中的禁令。（原文：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礼，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牺牲，系于牢，颁于职人。凡祭祀之卜日，宿为期，诏相其礼；□涤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陈，告备。及果，筑鬻，相治小礼诛其慢怠者。掌兆中庙中之禁令。）著名史学家杨向奎从土地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赋役制度、兵车制度考证，法家经典《管子》同于《周礼》，皆出于齐国。杨向奎在《〈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文中这样写道：“《周礼》虽然近于杂家的作品，然而也有它的中心思想，是一部重视刑法而有儒家气息的书，因此有人以为出于荀子学派，这虽然有待证明，它出于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是可以肯定的。”（《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杨向奎先生的论断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周初姜太公吕尚封于齐，他的治国理念不仅影响到西周王朝，还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齐相管仲以及西汉以刘邦为核心的齐法家集团。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司马迁曾评价吕尚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谋计居多。”吕尚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后人编辑的《六韬》一书中，1972年发掘的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年一号墓和1973年河北定州发掘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都出土了竹简《六韬》，足见西汉时人们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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