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更长的寿命，普遍的温饱并没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安乐。相反，人类生活在越来越多的焦虑与不安之中。文化大家南怀瑾先生警告：21世纪是精神病世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浸淫于现代教育的我们，用探求外物的理性知识遮蔽了安身立命的道德智慧。知识与智慧的不同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智慧基于知识，智慧超越知识；智慧植根情感，知识植根理性；知识终于理论，智慧终于实践。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不断加强，宗教式微导致了普遍的去道德化，智慧之学的衰落成为必然——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釜底抽薪。因为人类获得的物质力量越强大，越需要基于道德情感的智慧去驯服这种力量。若听任物质力量及物欲的无限膨胀，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知识只是工具，知识不会自动将人导向幸福未来。只有智慧才是人及人类文明的永恒助力——智慧才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经典名言。

与强调信仰和神启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不同，培根重视感性经验，重视科学实验。在科技文明高唱凯歌的过去几个世纪，一句“知识就是力量”，影响遍及全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一本杂志，名为《知识就是力量》，1956年创刊以来，对于普及科技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培根倡导的理性知识一方面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使人文领域智慧之学沉沦。随着现代社会持续去道德化，人类社会灵（人文生活）与肉（物质生活）的分裂已经到了危机的程度。

具体表现在，更长的寿命，普遍的温饱并没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安乐。相反，人类生活在越来越多的焦虑与不安之中。文化大家南怀瑾先生警告：21世纪是精神病世纪！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浸淫于现代教育的我们，用探求外物的理性知识遮蔽了安身立命的道德智慧。

知识与智慧的不同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智慧基于知识，智慧超越知识

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理性知识比作一把刀。它可以服务于人类，用以砍柴做饭，也可以加害于人类，用于杀人抢劫。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原子科学。人类掌握了核能，能够用这种知识造原子弹，也可以将这种知识用于临床医疗。

 如何让知识造福于人类呢？这就需要一种恰当运用知识的能力，智慧。所以东西古今，一切文明的基础都是智慧之学。

中国先贤直接将“学”定义为智慧觉悟，成就君子的德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学，觉悟也。”南朝梁经学家皇侃（488~545年）解释《论语·学而第一》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说：“学者，觉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而去非取是，积成君子之德也。”（《论语集解义疏》）

皇侃解释的很清楚：学习的本质是知晓是非，觉悟道德智慧，基础在于人的本性情感；终极目的是人的幸福安乐，而不是理性知识的获取。所以专论学习的《礼记·学记》中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北宋理学家程颐（1033~1107年）解释说：“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其所学者外也。师者何也？谓理义也。学者必求师，从师不可不谨也。”【1】

理性知识基于外在经验，不能代替源于人心、人性的道德智慧。反观现代教育，智慧之学普遍缺失，教师多以理性知识消解智慧之学。今天，中国学术智慧之学的本质已经鲜有人知。大学毕业后，由于学生没有深入过智慧之学，只知一些模糊的道德观念，又学得大量知识技能。真如童子操刀，其伤必多！

太多大学生退化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知是非，只知利害，聪明而无智慧——现代西式教育是“心安理得”地以学杀人啊！

智慧植根情感，知识植根理性

《大学》、《中庸》、楚简《五行》、楚简《性自命出》是中国智慧之学的核心经典，无不植根于日常人伦性情，积小善为大德，德成智出——目的是成就广大圆融的智慧。

《中庸》先以性情未发、已发论中庸之道。上面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大学》尤其强调道德情感的基础地位。《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依止于最为根本的人道之善，非如宋明理学家讲的，达到“无一毫人欲之私”的“天理之极”——这是内修其身的着实下手处。【2】《大学》引用孔子对《诗》“缗蛮（mín mán，文采繁密的样子——笔者注）黄鸟，止于丘隅”的评论：“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并进一步解释日常生活中我们当如何行事：“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一个重要不同点，就是神与人，神圣与世俗的两分。神圣宗教重在道德智慧的培养，世俗社会重在理性知识的教育。神、人两分导致内圣与外王的割裂，“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不仅引发了后世教权与王权的激烈斗争，也为文艺复兴以后一切领域的去道德化打开了大门。

先是在政治领域去道德化，1532年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出版，是现代文明去道德化的一个重要节点。该书中，生活在动荡血腥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劝说君主：要想统治下去，就必须像野兽一样行事，要模仿狮子的凶猛和蛇的狡猾。之后，经济、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去道德化成了普遍潮流。今天，在自由的名义下，诸多社会道德已经失去公信力，成了可有可无的个人选择——难道每个人都有孔子、耶稣一样的智慧？何其荒唐！

更为不幸的是，近代中国学人没有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宗教道德，将包括科学在内的理性知识作为其文明的核心。过去一百多年来，在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废墟上，我们引进西方现代大学的理性知识体系，却无法全面引入其宗教信仰体系——面对道德信仰真空，中国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中国伦理道德的缺失。但他们开出的药方都是幻想。比如胡适主张以科学取代宗教，蔡元培主张以美育取代宗教，冯友兰主张以哲学取代宗教……这些先生们根本没搞清楚西方理性知识与宗教信仰的相互关系。

中国人有超过宗教与科学，基于社会自然分层（人伦）的智慧之学，它修齐与治平，内圣外王一以贯之（非如西方社会一样两分），是最为高度发展的文明体系。学人于自家珍宝视而不见，盲目学习西方，何日能够回头——知识分子的觉悟是一个社会觉悟的开始！

知识终于理论，智慧终于实践

表面上，西方宗教信仰与理性知识迥异，历史上甚至发生过一次次激烈冲突——特别是教会与科学的冲突，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底层结构上，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甚至是恶的，所以要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一种更本质、完美的存在。

 这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思维方式一方面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以及人文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人文学术玄学化，因为人文学术很难如自然科学一样用实验验证——今天，通过似是而非的假设和复杂数学理论的包装，经济学、政治学等已经成为少数学者不负责任的自娱自乐。

 脱离实践，以理论为归依是危险的，特别是在中国。因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迥异，基于西方历史、现实经验的人文学术理论与中国经验可谓“驴唇不对马嘴”。今天，我们的学术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结果，中国人文学术不仅不能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反而会成为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理论依据，指责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开放”等等。

以名害实，国人警惕啊！中国名学注重名（理论）与实（实践）的统一性，是一门重要的、亟待世人关注的学问。它不仅是一种逻辑体系，也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能很好地解决中国人文学术的本质问题。

智慧之学与理性知识不同，它最后终于实践。智者，权也。《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篇》说，通过思考推理，确定处理事物的相应方法叫做智，“因物而处物谓之智”。只有在活生生的实践中，才能看到一个人如何合宜、圆融的行事。

在困境之中，最能体现人的道德智慧境界。公元前489年，孔子师徒在去楚国的路上，经过陈国和蔡国，被两国发兵困于荒野，绝粮七日，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倒。此时，子路为行善而不得善报感到困惑。他问孔子：“我听说：‘行善的人，上天用幸福报答他；作恶的人，上天用灾祸报复他。’现在老师积累功德、奉行道义、怀有美好的理想，行善的日子很久了，为什么现存处境这样窘迫呢？”（《荀子·宥坐第二十八》原文：子路进，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

 孔子在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忠臣被残害的事例后，告诉子路学习的本质。这不仅是2500年前对孔门弟子的教导，对身处人工智能时代的今人，也是金玉之言：

“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由博学始，至于端行俟时，修身俟命，这是不断学习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为窘迫所困，不为忧愁所毁，懂得祸、福、死、生的道理而不迷惑——这才是超越生死的大修行，大智慧。学习哪里是什么得到文凭，获取名利的敲门砖呢？

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不断加强，宗教式微导致了普遍的去道德化，智慧之学的衰落成为必然——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釜底抽薪。

 因为人类获得的物质力量越强大，越需要基于道德情感的智慧去驯服这种力量。若听任物质力量及物欲的无限膨胀，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石家庄学院的付金才老师常说：“现代人几乎拥有一切自由，唯独没有觉悟的自由！”

学者，觉也。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人类竟然忘记了学习的本质——智慧的修习。不得不说，这是时代最大的悲剧。

觉醒吧，人们！

知识只是工具，知识不会自动将人导向幸福未来。只有智慧才是人及人类文明的永恒助力——智慧才是力量！

注释： 

【1】程颐程颢：《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8页。 

【2】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5页。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